秦汉艺术有什么特点？
与战国及以前相比，汉代青铜器的种类大大减少。壶(或钟)是汉代青铜器的流行样式。一般都是素颜不加修饰，只镀金。有的很华丽，线条细如发丝，刻着行云流水或人畜。汉代还流行羊、骆驼形状的马镫和各种形状的香炉。有一种炉，俗称“博山炉”。炉上部呈山形，山中有树木和野生动物，由人形和板块连接而成。据记载，汉武帝时，长安有能工巧匠丁慢。在他华丽的作品中，有紫金香炉和雕刻有珍禽异兽的九层金博山香炉(《西京杂记》)。汉代的青铜器中，铜镜非常发达。
汉代铜镜的背面装饰，如同瓦当一样，在汉代装饰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也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汉代铜镜装饰是在一个圆形平面内以镜钮为中心的构图设计(东汉末年的“戏台镜”除外，即许多神仙人物的浮雕图像并排排列，不适合有中心的圆形构图)。这种多样的构图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艺术家。
战国时期以镜钮为中心，由云朵和神话动物组成的旋转构图，在西汉初期继续流行。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的铜镜还很难区分。西汉时多向外散构图:镜外缘向内连数弧(八弧、十二弧、十六弧为多)，镜钮周围有动物、云纹图案(“之字形镜”、“星云镜”)，或上下左右突出若干草形花瓣状图案(称为“草叶镜”)。西汉的一种“云雷弧镜”是汉镜最简洁朴素的构图。非常善于利用密度、规律变化和不同闪光程度的对比。西汉末年东汉初，因图案混有“T”、“V”、“L”而得名“正镜”。有“T”、“V”、“L”等形状之间极细线条构成的写实动物图像，外围用铭文、牙齿圈出，最外边是一圈弯曲的云纹。整个构图，除了中间圈的动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是由许多同心圆组成的，收到了稳定严谨的效果。这种镜子发展到东汉后期，浮雕出动物形象，加上神仙。外缘云纹复杂，更自由灵活；齿线或匝数增加；规则线消失(兽镜，龙虎镜，人像镜等。).东汉三国时期以前，浙江绍兴出土的铜镜(可称为“绍兴镜”)以董与西王母相会为题材，处理方式定制化，浮雕的高低层次简化为不同的平面。
汉代铜镜装饰中的地方个体纹样差异很大。纽扣，纽扣的形状，铜镜的断面也成为判断时代的依据。
铜镜上铸有三字或七字铭文。西汉以后的铜镜，铭文中有制作年份，镜文多为吉祥语，如:“方上真好如镜，上有仙人凤鸟，渴饮玉泉饥枣，飘在云端，四海长存，二亲子孙福寿如石，国安。”边疆各族人民的青铜器也丰富了汉代的艺术成就。
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古代西南部落的各种青铜艺术品。A区一号墓出土的随葬品装饰丰富，具有特殊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其中有一个鼓形鸟四足壳容器，盖子上铸有18个小铜像，显示一个女奴隶主在监视从事编织等劳动的奴隶。还有一个外壳容器，盖上有四十一个小铜像，似乎是杀祭一根铜柱的仪式(柱上立着一只老虎，柱上缠绕着两条蛇)。鼓身上有八个刻有浅阴线的数字。手里拿着武器做追赶的姿势。此外，封面中央还有一只四足动物，上面有一个小铜鼓，上面有长着巨大犄角的野牛和另外六头牛。器腰有雕虎形耳，阴线浅刻三条云形带纹。在同一座坟墓中还出土了兔子、鹦鹉、鹿和站在铜制杖头上的人物形象。还有一个大概四三厘米高的女性形象。上面的人和动物的形象生动真实。人物形象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具有生活的内容。老虎的形象和常见的中原差不多。
墓中发现的铜鼓是过去在越南西南部和北部发现的各种铜鼓之一。鼓上装饰着船、长羽毛的人、鸟和牛。铜鼓是西南部落重要的文化艺术遗存。晋宁石寨山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兵器与过去四川发现的类似。在四川发现的遗迹都是所谓的“巴蜀文化”。矛和戈的样式也沿袭了中原早期(殷和西周早期)的样式，但其上的装饰是独特的。斧霰的刀刃发展成了自己独特的月牙形。“巴蜀文化”青铜器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体系。
在内蒙古西部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旗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匈奴小型青铜器，这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系统。其中，代表作品是以狩猎为主题的镂空铜板和刀柄上装饰有动物头像的刀。这种青铜器因其自身的特殊风格，一般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因其与南西伯利亚(如明斯克)和黑海沿岸发现的“斯克泰”(古代游牧部落)青铜器相似，故又被称为“斯克泰艺术品”。内蒙古西部古代匈奴人的青铜器，从题材和与北亚、西亚的联系上，可以看出他们狩猎和游牧生活的特点。他们的青铜器的手柄上装饰有动物头像的刀，这也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物中发现。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动物题材与战国两汉时期流行的狩猎、人兽之争(如虎咬马、妖吃羊等)有关。)，而且对动物形象的处理非常简单朴素。
汉代精美工艺品的主要生产者是当时政府的工匠，他们的名字和姓氏很多都保留在青铜器上。铜镜上经常有“方上”(主管工艺美术的官方政府)、“西蜀”、“广汉”(有工人的手工业中心区)等字样。根据文献记载，这些工人每年都要花很多钱，比如川西、广汉的工人每年要花500万元；作为少府所属的右坊、考坊、东园丁，一年花费5000万。这些政府作坊的部分成品可以由政府出售。
漆器也是政府作坊生产的手工艺品之一。
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彩绘漆器产于长沙，至今难以划清时代界限。东汉末年的漆器发现于朝鲜平壤(汉代乐浪县的故乡)和河北北部的淮安。与西汉时期基本相似，但制作和装饰有所改进，颜色种类增多(大量使用红色和黑色，红色为绛红色和橙色)。图案更活泼，风格更接近写实。
平壤出土的漆器上有文字表明产于四川，是广汉郡或蜀郡的皇家作坊生产的。上面写着工匠的名字和他们负责的工序。制作一个纤维夹层的烤盘需要九道工序。
在平壤的漆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彩篮，上面绘有孝子的故事(如丁岚和老莱子)和历史故事(如纣王)。虽然人物比例不成比例(头大，为清晰起见)，但面部表情和神态都极其生动。
漆器比石雕更便于表现云彩的浮动和动物在云中飞走。在河北淮安和朝鲜平壤都发现过带有这种装饰的漆盒和漆盘。除了山西阳高汉墓出土的以外，平壤附近也发现了同样主题的金、银和铜管。
汉代有专门的丝织技术作坊。山东临淄及其附近的淇县自战国以来就是世界著名的工艺中心，尤以汉代的丝织业闻名。祁县的丝织品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平纹“苏皖”、轻薄丝、有孔织、提花“绫”等。祁县也有刺绣。陈留县香邑(今河南开封附近)的织锦也是赞不绝口。
在新疆发现了汉代的丝绸。丝端上标明产地、长度、重量，说明是祁县的产品，作为商品销往国外。
根据蒙古、新疆、甘肃发现的汉锦，可以看出有非常先进的技术。有提花菱形花纹的丝绸，更有五彩锦和“织”的。汉锦使用许多颜色，如红色，棕色，黄色，青色和蓝色来编织许多图案。有的很简单，有的很复杂，如云、龙、动物等。，甚至还有文字编织，如《长寿》、《长乐亮光》、《登高》(即《中野纪》中的“大登高锦”或“小登高锦”)、《汉人绣龙，子孙不急用》(即《中野纪》)汉代的“编织”(即后世刻丝是中国丝织的一种特殊技术。编织时，小梭子可以模仿绘画编织出自由图案)，可以编织出山、树、云等图案。在汉代的丝织技术中，已经出现了“钉线”的刺绣方法。
在汉代的陶器中，一定数量的在黑陶上涂上特殊的颜色，在灰陶上涂上白色的粉末，然后再涂上黑色和红色的装饰图案。这些陶器现在被称为模仿铜器皿或其他家用器皿的明代器皿。汉代有两种陶器值得特别注意:铅釉粗陶和透明釉炻器。
低温烧制的铅釉陶器是在中国流传已久的一种陶器，汉代发现的这种陶器是已知最早的遗物。这种陶器表面上釉，釉中含铅，烧制温度在800摄氏度左右。釉面最常见的颜色是绿色，其他还有黄色、棕色、白色和蓝色。汉代铅釉陶器的造型很多。青釉或橙釉的壶，饰有浮雕狩猎纹，看得出来完全像青铜。
浙江富阳发现许多透明釉炻器(半陶半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圆盒和洗陶。河南信阳发现最早的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墓砖和六件随葬品。后来在杭州发现了永康二年(公元168年)年号的墓砖和同时出土的鸟亭。此外，在广州还发现了西汉初年上釉的陶尊和东汉有釉点的明器(考古学家的意见也可能是天然釉，不是人工有意加工)。相隔这么远的地方都发现了釉陶，说明汉代出现釉陶不是偶然的。这种釉陶同样的特点是胎薄、坚、可闻，烧制温度在1000度以上，釉面透明，如玻璃状、墨绿色或草绿色。广东发现的釉陶，透明釉的垂直厚度为不透明的浊白色和深蓝色(如宋代钧窑釉色)。这种在杭州发现的汉代釉陶，已经可以算是南北朝隋唐以来流行青瓷的真正开端了。
三国时期，在浙江绍兴和南京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青瓷，包括孙吴年号的墓砖和年号的瓷器。可以看出，到了三世纪中叶，这种青色釉的颜色已经不再有强烈的黄色味道，这说明瓷器釉中铁的减少，在烧制技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汉代的漆器、丝织、制陶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形成了南北朝、隋唐以来工艺传统的一些基础。汉代工艺与其后续发展传承的关系已经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