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出生在哪里？

杨_ (1901 ~ 1998)，男，汉族。著名民族志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授。他原名杨，笔名张、杨念姬。

中文名:杨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北省大名县

出生日期:1901

死亡日期:1998

职业:人种学家

毕业院校:保定直隶省农学院留法预科班、中法大学、里昂大学。

代表作:《论中国的母系社会制度》(1945)、《中国民运简史》(1948)等。

人物体验

1901年10年10月8日，杨_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农民家庭。12岁入大名县二中，15岁入大名中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提出了“新学”救国的思想，认为西方社会学可能是治愈中国社会弊病的良药。1920杨_高中毕业，考入保定直隶省立农学院留法预科班。1921年夏天，预科班毕业，杨_以初三成绩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 * *生产青年团，改名为杨。不久之后，国家第一次合作。杨_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法国总支部里昂支部宣传委员，后担任法国总支部代表大会里昂支部代表，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法国总支部宣传委员。那时，杨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到处宣传中国革命。中法大学社会学系设在哲学系。杨发现记笔记很难，所以他决定先学理科，并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1926暑假后，杨_转文科，师从汉学家顾恒教授，着手写文科博士论文。1927“四一二”政变后，以国民党名义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在“七五”叛变革命，杨_立即退出国民党，与他人一起解散了国民党法国总支部和里昂支部。为了继续写博士论文，不影响学业深造，杨_于是退出了* * *青年团。1928年底完成博士论文《祖先崇拜在中国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初稿。随后杨赴巴黎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汉学家、社会学家、神话专家葛教授，后赴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学习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史前考古学。同时，我还在巴黎高等学术实践学校上过“原始宗教”的课，并在巴黎民族学博物馆实习。从65438到0929，他写了如何在法国学习社会学，同时写了一篇法国社会学家的访谈。在法国期间，杨利用假期到欧洲各国旅游，参观了几个大型的民族学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增强了对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兴趣和信心。杨霞_ 1930回到里昂，获得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同时，娶张若名女士。

1931年初，杨_和回到北平。杨_先在河北大学农学院任教，后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主要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普通人类学、民族学。在教学过程中，杨不仅阐述了法国社会学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将自己的观察和采访经验加入到讲课和论文中，运用法国民族学派的调查方法指导学生进行实际调查。回国之初，他翻译了《近代法国社会学》、《王继耐伯民俗学》、《中国古代节气与歌谣》等著作，参与了《骨刺周刊》、《西北研究》、《社会研究》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为《主编社会学词典》撰写了数万字的民族学、民俗学著作。65438年至0937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原始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随后出版了《社会学的文化保存》(1938)、《中国家庭中的祖先崇拜》(1939)、《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与合作)、《葛中国研究》等一系列民俗学、民族学著作。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闭关，杨_到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主管民族学小组，担任《民俗季刊》编委，撰写出版《民俗学与社会学》、《灶神考》等著作。后来因人事关系辞去专职研究员，去北大法学院任教。1947寒假期间，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系主任，开始三地民族学调查。1947暑假期间，加入云南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人士联盟”，并当选为“新联盟”教授协会的小组长。抗战胜利后，杨_的主要著作有:《论中国的母系社会制度》(1945)、《中国民俗运动简史》(1948)、《云南农衬》(1949)等。

解放后，杨投身于新中国的民族学事业。1951暑假期间，我和刘耀翰带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到武定民族地区实习，收集了大量资料，写了一份调查报告。65438-0953年调入历史系任教授，任云南民族史研究室主任。1954，参与云南省民族识别工作并撰写总结报告。1956参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撰写调查报告。1959年参与编纂《云南彝族简志》。1960，参与四川大凉山彝族调查，撰写凉山彝族手工艺。1966年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调研哈尼族，写了一篇关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族宗教生活的报告。经过十几年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写出了《什么是民族学》(1957)、《论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1957)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被抢走了财产，受到了批评，并被关进了牛棚。他的大部分书籍、阅读卡片和手稿都已丢失。尽管身处逆境，我还是继续思考民族学。粉碎“四人帮”后，杨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人民学院讲授民族学概论。先后出版了《民族学与民族学》(1983)、《民族学导论》(1984)、《原始社会发展史》(1986)等专著。出版有《人类起源》(1979)、《原始社会分期》(1980)、《神话与民族学》(1982)、《中国民俗学运动简史》(1988)等若干期。民俗学史(1983)、神话起源与发展论(1985)、女娲考(1986)等论文。杨现为中国民间作家协会顾问、中国神话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1998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学术成就

在长期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生涯中，杨考察了大量的民间文艺现象，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他对民间文艺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宗教和民俗学中对民间文艺现象的考察，尤其是对神话的研究。

一、对神话的定义、产生和发展以及神话与宗教关系的认识。

对于神话的定义和范围，学术界多以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话为依据。杨在神话与民族学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对神话的定义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的，只适用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他认为“人类童年”(原始群体时期)时期不可能产生神话，神话最早只能产生于5万年至1万年前，即旧时代晚期，即智人时代晚期。他用考古资料证明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在此基础上，杨还分析了神话的发展、演变和消亡。他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石铜结合时期，应该是原始神话的发展时期，此时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对当时神话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是原始神话的衰落期，开始向传说和史诗过渡。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神话并没有消失，一部分被记载在统治阶级的“圣经”中，一部分在民间流传，成为民间宗教的组成部分。

关于神话的消亡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杨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宗教，就有神话。神话是宗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始宗教有四个要素:神话、礼仪、巫术、圣物和神龛。阶级社会和宗教也可以归纳为四个因素:神话(圣经中的神话)、礼仪(祭祀仪式)、宗教人员和信徒。在任何时候，神话都是宗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宗教存在，神话就有存在的一天，阶级和宗教消亡之日，就是神话消亡之日。在神化与迷信的关系上，杨并不完全赞同袁珂对“命运态度”的区分。他认为原始人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没有完全实现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幻想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也向自然投降，向自然求助。这是原始神话的成因，也是原始宗教的根源。宗教和迷信没有严格的区别。信教的人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其他宗教是迷信。所以宗教和迷信并存，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迷信也依然存在。杨不同意民间文学“宗教是消极的，神话是积极的，对劳动人民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观点。

第二，运用民族学知识和材料研究民间文学艺术和原始意识形态。

杨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运用民俗和民间文艺资料研究民族学问题，同时运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探索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研究角度和领域。

在《女娲考》中，我说:“我发现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只懂得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去考察传说，而不懂得从民族学或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本民族、本地区的风俗习惯、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全貌，这是有限的，没有说服力的。《女卷研究》一书以丰富的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母系社会的意识形态，得出了“中国母系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母系崇拜为基础，以反映母系崇拜的图腾崇拜为基本内容”的结论。在1987中，杨_写了《图腾崇拜新探》，作为《女娲考》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图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认为彝族、佤族的葫芦崇拜、鸟图腾、虎图腾都是母性崇拜，都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在另一篇文章中，杨_以“于以弱腹”和“翁系”为材料，充分证明了民族学对神话学的贡献。他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相关材料来证明“翁制”的年代不能太早。同时，他利用这些材料补充和分析了中国虞神话的内容。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翁制”发生在中石器时代，当时由于对偶婚制而产生了父权观念。杨_对此观点进行了论述，认为“翁制”的出现要比对偶婚的出现晚得多，它的发生与对偶婚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产翁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即早期宗法制度)以后的石铜结合时期。此时男性成为主要生产者，这就为翁系上层建筑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男人为了取代母亲在子女中的威信，极力在自己的账上记录生育子女的功德，这是“翁制”出现的直接原因。他以梅拉尼娅的秋布端安岛人和云南、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为例，旁证表明这种制度不会太早发生。反映在我国历史上，“翁系”时代是鱼雨的神话时代。杨认为:顾颉刚、等人没有指出这是一个“产翁”神话，这是一个缺憾。他从“翁系统”的角度重述神话后，运用民族学的相关知识和材料，对神话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补充。他认为于是一种“翁制”，屠山石的行为是一种“足不出户”的习俗。他对禹成龟、龙、熊之说，以及禹成熊、禹生石、屠山石化石之说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通过民族图腾和社会习惯的知识，分析研究传说时代的古史，寻找当时相应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这种在经济基础的变化中找原因，在社会分工的变化中找依据，利用民族学的相关材料分析神话的方法和角度，为民间文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此外，杨在探讨民间文艺史和介绍外国民间文艺理论译介方面也有所建树。《中国民俗学运动简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民间文艺简史，虽然其观点并非没有论述，但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大的，有的甚至填补了民间文艺史的空白，如抗战时期民间活动的记载。翻译介绍方面，有王继耐波的《民俗学》、《中国古代节日与歌谣》、《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学派》等。对于让中国学者了解外国民间文艺理论和外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研究状况，借鉴其有益成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