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磨砺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永恒的人性价值。
1.儒家提出的一系列道德范畴、主张和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于人伦文化，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柔、善、敬、俭、让、忠、孝、诚、俭、耻，非常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把它们的一般意义进行抽象、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本质。比如“仁”是儒家道德标准体系的核心，“仁也是仁者”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体现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具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表明了坚守信仰，不怕牺牲的决心。再比如“忠”。除了忠君无知者的特定含义外，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可以用来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再比如“孝”，这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该有的美德。在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了父母对子女的“恩”。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每个家庭都表现出过度的“善良”，很容易失去传统的“孝道”。所以，今天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是指正直、正义，“礼”是指礼貌、礼仪，“信”是指诚实、可信，“柔”是指善良、朴实，“礼”是指谦虚、尊重他人，“俭”是指节俭，“让”是指宽容、隐忍，“诚”是指诚实、正直，“节”是指节俭。
2.突破鬼神命运的理性精神，抵御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对鬼神持谨慎态度，“圣子不讲奇、强、乱、神”，“不知生何以知死”，有无神论倾向，否认超自然救世主和世界彼岸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关注“世俗”生活，解决实际问题。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我知道为人民服务，远离鬼神的意思。”体现了对务实理性精神的崇拜。中国虽然有本土的和外来的宗教在流通，但并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是“政教合一”，有时候宗教权力大于王权。在中国，是对儒教的信仰抑制了宗教的作用。到现在，世界上有60多亿人，48亿人信教，绝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在中国，这和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倾向于依靠人的力量来解决实际问题，形成了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内，必有王者之盛”，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贤明的君王不多的时候，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了君王的过失，杀了陈世美，救了秦香莲；清官不多，就信个侠客。侠客见路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人真的没有办法，只能求神拜佛，大部分都是希望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时相信龙王，缺钱时相信财神。信仰上帝是无奈而强大的，只有少数人达到虔诚和迷信的程度。
3.“民本为国之本”的民本原则，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儒家历来非常重视普通人的作用，认为普通人是国家和平的基础，认为“民为国之本，基为国之本。”孟子曰:“民为重，国为次，君为光。”这里的“贵”意义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要重视普通人的作用，首先要重视他们的生计。所以儒家一直强调君子要有“忧天下，乐天下”的情怀，把个人的生活和百姓的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善则兼济天下”，同时要“教百姓”。要“解决颠倒中的人”，“把天下放在宴席之上”。所以，要培养自己的修养，要“踏实、博学、正直、真诚”，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处事能力，目的是把世界付诸实践，实现“持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的民本前提是英雄史观。中国* * *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民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但关注民生、造福人民的社会责任是一样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释道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回归朴素，这是一种倒退的回归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皆成佛”，消除“心分离”，强调众生平等。儒家强调“关心人，爱护物”，即人与万物如兄弟姐妹，万物一体，互相关心。它认为“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即人性；人要由“全心全意”而“智”，由“应天”而“智”，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无尽的扩展之中；孟子的“抓住时机等待时机”说、荀子的“制命用命”说、王夫子的“互赢互用”说，体现了和谐的生态伦理和天人合一的理念，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背景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成为中国德治的一大特色和政治优势。儒家强调一个人要有理想和信念。他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被认为是“人间大德”。子曰:“仁者不忧，博学者不惑，勇者不惧”。有了理想信念，人就能集中精力，努力学习，忍受孤独和贫穷，做到“寻食不愁贫”、“忧食不愁贫”、“活而不求安”。即使他们很穷，“省吃俭用，喝水，从中得到安慰”。不义，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人有了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孟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可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权贵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激励人持之以恒，终生坚持。”早上听道，晚上就能死。“面对恶势力，你会毫不犹豫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毛主席说人要有点精神。儒家思想重视理想信念的作用，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在务实自信的同时，往往会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现实中，“有奶就是娘”的实惠观念，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个人主义，都是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激发斗志，使人有志气、有正气、有骨气立于天下。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是“大同”。在这个社会里，“天下为公”，“人不但是至亲，也是独生子”，都是“互相信任，互相修理”，“使老有所终，老有所强，老有所用，老有所养，老有所寡，老有所孤，老有所病，老有所残”。“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资本主义的记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口号，都是以“大同”的理想来吸引人心。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天目制》、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 * *资本主义。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来源于对传统“大同”社会的描述。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真正承载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我国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生活方式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最高的德性修养，也是规范和方法。“中庸”中有辩证法，即“度”的思想不能过分，也不能“低劣”，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当有人向他提出问题时，他会“扣其两端，竭其所能”，即找出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然后全面地给予回答；他还说“抨击异端是有害的”，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了另一个方面，必然会造成伤害。儒家思想是为了当官。它认为，作为领导者，应该是“强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傲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悲而不伤”、“苦而不怨”、“酬而不劳”。从气质修养的角度来说，“质胜于文，文胜于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还说“疯狂的人进步，固执的人做错事”，认为这两种人都是偏激的，应该作为“中间”，既积极又稳健。如果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真的能达到这些要求，也可以称之为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思想中丰富的教育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示。孔子一开始是教育家，儒家继承了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儒家承担的。孔子说，“教有无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知之为也”，“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不高兴；不拿三个角反一个角，就再也不干了。”学习，审问，仔细思考，明辨，坚持”，“不要计较，不要肯定，不要固步自封，不要管我”，“三人行，必学我”都是宝贵的教育经验。后来孟子提出“教也全才”，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而闲，成也毁于思”，都成为后世的座右铭。即使在今天，它们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我们的教育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元素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儒家思想的光辉无处不在。比如爱国主义，儒家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再比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强。子曰:“天下若有道，礼乐从天子而征服；天下无道，则礼乐为诸侯所征服。”西汉董仲舒说:“《春秋》是大一统，是天地恒验，是古今之交。”儒家“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养性，“齐家”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不得人心，这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再比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重”、“和而不同”、“德重”、“忠恕”，要求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最可贵的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从而增进理解，创造包容，形成合力。现在国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国际上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富邻为伴的方针，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的“和谐”思想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自我提升。儒释道三家最大的区别是强调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气而忘食，乐而忘忧”。孔子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努力工作，“不知道旧时代来临”。他认为“一天到晚吃东西很辛苦，没有意图”！儒家认为人生要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心为天地，立命为民，承前启后，开太平万代”。毛主席发挥了这种精神，说“我敢教日月换天”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增加了解放思想的“三个作风”、“两个务必”等新内容。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负面影响
毕竟儒家代表了中国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从表面上看，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因为西方国家“拿枪”，中国的武器不行。其实最深层的是文化和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与儒家思想的负面因素无关，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是“礼”，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礼”是指人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言谈举止符合自己的位置要求，也就是懂礼。中国一直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有很多儒雅的君子，但问题在于过分。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是“三纲”，讲“贵贱平等，长幼有别”。如果有人违反了仪式，他被视为犯有叛乱。鲁的一个臣子搞“宫中八弦舞”，就是在家里的庙里举行一个64人的乐舞，本来是皇帝专用的；这个人还祭过泰山，这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生气，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太多的“仪式”是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是压抑个性，阻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因为“礼”的缘故，领导长辈就算说错了，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受不了，改不了，所以拒绝就事论事，否则就是傲慢、骄傲和“不敬”。在西方，学生随时打断老师讲课而不举手是很正常的。在中国没有。孔子说“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求人们平时“活得恭敬”、“看得恭敬”、“思得恭敬”。如果按照这些“仪式”来教育我们，即使是天真活泼可爱的少年，也会被教育得彬彬有礼，踮起脚尖，彬彬有礼。再加上孔子说“君子动口慢，行动派快”，“巧言令色，仁者见仁”，限制了人们口才和交际能力的发挥。这与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创新人才的要求背道而驰。
2.过于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儒家讲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学会教四样东西:文、行、忠、信。还记载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弟子，其中数有自然科学的味道，但排在最后；其他的属于社会公德，“六艺”中最重要的是礼仪。“不学礼仪，就受不了。”作为一个君子，就是要“礼尚往来”，“其乐融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重视人际关系、轻视科技的价值倾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发明火药是为了放鞭炮，外国人拿它来造枪；中国人发明指南针是为了看风水(协调人、鬼、神的关系)，外国人是带着指南针去航海(开疆拓土，掠夺殖民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都不是用在直接的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作礼器、器物、酒器上，从古墓的发掘就可以看出来。古代人才知道打仗，打官司，搞政治，对联。科学和技术被称为“神奇的技能和狡猾”，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他们不在人才之列，没有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相提并论。在西方，牛顿和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在英国举行了国葬。新中国成立后，轻视科学技术的“遗毒”依然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批判为“臭老九”。现在很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事业，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都是“鄙视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儒家文化过于注重人际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人的业务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连自己认为很对的事情都很难做到。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放在与工作无关的人际关系上。很多人甚至抛开事业，专搞纯粹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和上级的关系，可以获得专搞事业的人得不到的好处。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都认为在中国做事的人际成本很高。
3.忽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实干者治民，实干者治民”，鼓励人们做“工”来“治民”。儒家也主张人要好好读书，学的不是自然科学技术，而是人伦之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及“学庄稼”和“学园林”。孔子说他不如农民，不如菜农。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徐帆也！你给的礼物好，百姓就不敢不敬；如果你是正义的，那么人民就不敢拒绝；你守好信，人家就不敢没心没肺了。夫若如此，则四方之人，皆以子为累，何以用庄稼？”如果天下人都按孔子说的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历史上，儒家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儒林外史》中的金范；中间没有提到的，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轻视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导向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于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的素质、意识、良心，所以道德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子曰:“以政导之，以刑惩之，民自由而不要脸；以德导之，以礼为耻。“是指行政和法律，让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要脸；道德和礼仪能让人感到羞耻，自律，不愿意做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单纯以德治国是无力的。它能治好人，但治不好人。它只有必要意义，没有必要意义；要激发意识和良知，加强自律，但没有他律是不靠谱的。过度的德治会导致“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只有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治官的，往往成为保护权贵的工具。正是这一点，法制往往没有“真龙帝”随便说的那么有用。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待与法治缺失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家族文化、养生文化。上坟、建祠堂、续族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为因素，维持秩序主要依靠乡村的规章制度、传统道德和习俗。而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则缺乏西方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而这种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和工商业的基础上的。父亲偷东西，儿子该不该举报？举报有违孝道，不举报有违法律。孔子认为孝顺很重要，儿子要保护父亲。这是“子为父藏，父为子藏”，再提倡“敬讳，亲讳，贤讳”，就会违背法治精神。
由于过于注重道德而忽视法律的作用，中国历代统治者进行社会调控的手段比较单调。道德教育往往是第一步，给人灌输儒家思想；如果不行，就用圣旨文书；如果不行，就派军队去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宽严相济，恩威并举，软硬结合。因此，国家调控社会的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和长期性，自我化解导致混乱的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小事变成大事，大事颠倒。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要么鱼死网破，社会缺乏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周期性的政权更迭和混沌控制。时至今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缺乏法治精神。人民群众中的“主体”观念、“为人民当家作主”观念、领导干部中的“父母”观念仍然很强；《雍正王朝》《康熙帝》等电视剧还是有很大市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屡见不鲜。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到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敢于冒险、改革创新的精神。“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中庸”，但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敲其两端，竭其所能”。如何服用没有一定的规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因此，人们运用“中庸之道”，每当遇到任何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遮遮掩掩、不着边际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不拘一格，特别是在重大问题面前，立场不鲜明，缺乏原则和斗争，使人成为骑墙派、刺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中庸也是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新鲜了很久。“真正的‘中庸之道’很少在大众中实行。孔孟对用中庸之道的人深恶痛绝，称之为“乡愁”、“盗德”。其实他们是从孔孟的中庸学来的。
“中庸”与敢为、改革、创新是矛盾的。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使变革难以进行；如果你提议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开窗，所有人都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屋顶，大家肯定会反对。最后，经过妥协，大家都同意开窗。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其结果非常“中庸”，最容易走向极端和极端。
6.“只说不做，信以为真”不利于理论创新。孔子的“言而无行，信古”，就是不搞新造，只编辑文学经典，阐述圣贤愚见，真心喜欢古。尤其是姚、舜、余，我怀念他们，敬佩他们。“我为他们的成功感到骄傲，我为他们的文章感到骄傲”和“我为他们的文学感到沮丧”。孔子作为学者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令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后世，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的确，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他们有自己的新思想，也要夹杂在前人著作的注解里；有些人自己写的文章，也要以古人的名义流传。中国古代经典和历史的子集是铺天盖地的，梁启超说“史”占7%、80%。读书人做的就是写诗，画图，刻石，注释圣贤经书。这既没有政治风险，又优雅高明。到了近代，康有为要推动政治改革，打着孔子的旗号，写了《孔子制度改革考》，称孔子为改革家。
“言必信，行必果”的学风也带来了尊祖教、崇圣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温床，使解放思想成为社会变革和改革的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孔子的是非观，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真理标准讨论和批判中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本本至上”，都是不同历史时期“言不尽意，信古”惯性的表现，而克服这种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即着眼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着眼于正在做的事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视道路，忽视设备”的经验主义一般思维，不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是辩证的，但又是一般的、整体的、纯粹的、经验的、直观的。很多儒家文章讲修养，讲人伦，讲社会，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道德体验。比如孟子说“我养我浩然之气，充于天地之间”，中庸说“达致和谐，天之地位不佳，万物皆不佳”。在对事物的探索中，我不喜欢精确的整理，科学的实验，逻辑的概括，我不喜欢事物必须亲自低头，我喜欢把事物做得更大更好，我不在乎关于天地的道，我不在乎具体细微的现实。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比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德，轻武器”，所以不系统。师傅教徒弟技能，告诉徒弟诀窍、悟性、气场，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女婿是外人。万一师徒早逝，很容易迷失，留下成果，没有流程和技术。多年来，曹冲的形象只是作为一个巧妙的故事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和体验水的浮力中总结出阿基米德原理。现在，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我们的资源和劳动力，外国的产品设计，品牌和专利，血汗钱，留给中国的是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科技、高精尖的核心技术设备都是外国的，一架外国波音飞机能值一亿中国衬衫。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第四，但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国外公司。现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还要改革科技体制，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仅要深入了解包括儒家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在推动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挖掘和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有意识地克服和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扬长避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