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是如何度过“法定节假日”的

国庆假期，大家都在享受法定节假日，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吧。法定节假日，顾名思义，就是法律规定我们应该放假的日子。从源头上看，这个规定最早的起源应该是《圣经》。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世界，连续工作了六天。第七天，都做完了，休息了。所以圣经称第七天为“圣日”。圣经说上帝在第七天休息。其实并不是说普通人都是初七放假。相反，它说普通人应该在第七天向上帝祈祷，感谢上帝，向上帝献祭。其实也是工作，只是他们在第七天不能做世俗的工作，而要做一些属于神的事情。无论如何，圣经中关于第七天的规定已经成为法定假日的最早来源之一。特别是当《圣经-旧约》成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的同源，三大一神教都确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权力，宗教条文相当于世俗法律，于是“法定节假日”的性质就更加明显了。后来，即使是现代，即使是信教的人，周日去不去教堂都无所谓，但周日不工作更实际。我们知道“年”是由太阳周期决定的，“月”是由月亮周期决定的。所以“年、月”是有依据的，是可以精确计算的。而一周七天的周期，除了《圣经》中人造上帝的人造依据，以七天为周期的时间概念并无实际依据。在我看来，七天一个周期大概和游牧民族有关。《圣经·旧约》诞生在今天的中亚和西亚，那里有许多沙漠。根据现代科学提供的数据，人在沙漠中不喝水可以活七天左右，但也不是绝对的。这大概就是游牧民族基于历史经验的“七日循环”的来源。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地方。除了中国，还有印度、两河流域、埃及等等。在这些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并没有“七天一循环”的时间概念。因此。我觉得“一周七天”这个概念应该和游牧民族与沙漠打交道的经历有关。对于世俗国家来说，节假日的法律规定必然与上班的法律规定有关。换句话说，没有法律规定上班，就没有法律规定放假。在古代中国，大多数普通人都靠自己种田为生。没有法律规定农民什么时候必须去工作。农民是工作还是休息完全取决于他的气候、节气和农活量。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农民来说，在春节这样的节日是不需要放假的。没有法律，农民可以享受春节。因为春节不仅是一年的开始，也是农活最清闲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时候走亲访友是一种长期的习俗，并不依赖法律。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法定节假日吗？是的。但这个法定假日主要是针对官员的。官员拿的是国家的工资，要为政府和社会服务，政府必须规定官员的上下班时间。既然规定了上下班时间，就同时规定了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我们永远不要认为这是官员的特权。中国古代似乎只有官员才享有法定节假日，但我们应该反过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规定人们必须上下班的时间，人们在工作时间上更加自由，所以老百姓的节假日休息问题不需要政府用法律来规定。比如宋代，县令或知府在三年任期内，不得随意离开县域。除了法律允许的一些重大事件外，县令只能留在县境内，以便及时处理公务。如果官员在法定休息日遇到老百姓的投诉和诉讼，官员也必须受理。这是中国古代官民对节日的不同理解。官员要上班，才能休息。政府没有要求老百姓上班，所以没有要求放假。所以在作息问题上比较自由的人，不会嫉妒官员有节假日休息的规定。比如宋朝规定官员结婚可以放三天假。但是，人结婚了，喜欢请几天假，就算不请，也完全是自己的事，政府不会管。再者，在中国古代，如果有人愿意在春节期间做一些与繁荣有关的事情，没有人会阻止他。那是他的自由。不像在欧洲或其他一神教地区，如果有人在周日工作，就会有人以上帝的名义谴责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在古代中国，如果有人必须在春节等节日工作，那是他自己的事，没有人关心他。在西方，如果有人在星期天工作，这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别人会以上帝的名义照顾他。随着虔诚信徒的减少和宗教势力的贬谪，这种现象在西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在西方历史上，曾有一场关于周日是否工作的广泛争论，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结束。换句话说，直到今天，你周日上班不上班，西方还是会有别人管你，不完全是你说了算。法定节假日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工业化以后。马克斯·韦伯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将工作和赚钱视为给上帝增光添彩的事业，“义务”论也与此有关。所以有一种人，现在新教徒中被称为工作狂。工业发展使许多农民失业，不得不成为工厂工人；一些新教徒变成了资本家，他们把工作狂的要求强加给普通工人。工人在工厂里的工作和在农业里的工作完全不同，他们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工人几乎可以24小时围着机器工作，人成了机器的附庸和奴隶，以至于机器引起了人们的仇恨。当“砸机器”和“毁机器”在英国成为一场运动的时候，工人是否有权利在节假日休息，就成了工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成了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所以我们要看到，法定节假日的“福利”是工业化社会普通人失去自由后的一种补偿措施。如果我们有自由，我们就不需要法定假日；如果我们失去了自由，我们将需要法律规定的自由。不知道这是不是时代的进步。当有人说近代中国人“散”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描述其实是在说古代中国人相对自由，“散”字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只有在工业化社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这种自由才不得人心。中国现已进入工业化社会，广泛深入的工业化需要社会各领域协同运作。因此，标准通勤时间已成为工业化的基本要素。像古代的农民一样可以自由安排作息，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是一个典型的节日。它一直存在了几千年。如果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愿意在这一天给自己放假，搞一些划龙舟之类的娱乐活动，那完全是他们的自由，古代政府根本不会干涉。现在，工业社会已经侵蚀了这个免费假期。因此，为了这个节日，中国市政府规定端午节成为“法定假日”。几千年来第一次。这是失去自由后的重新获得。但是，这种自由曾经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里，现在却成了法律的“礼物”。工业化给人们带来很多享受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很多珍贵的东西。“法定节假日”让我们从一个层面看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