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大型动物吗？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距今约100万年。这一时期，地球的发展在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之后，进入了全新世。之后气候持续变暖，为全新世暖期或全新世最佳适宜期。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仰韶暖期”，因为它与仰韶文化时期有一定的联系。在学术界，以石亚峰院士为首的课题组认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发生在距今8500-3000年之间[1]。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也可以作为“仰韶暖期”的起止时期。这正好对应了中国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

新石器时代早期约为距今10000 ~ 7000年，对应早期“仰韶暖期”。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000 ~ 5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 ~ 4000年。仰韶暖期是适宜的温度期，农业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国家开始建立，为新石器文化时代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文明基础。

新石器时代早期，约10000 ~ 7000年前，中原地区的气候处于冰期晚期向冰期后的过渡阶段。虽然气候仍然凉爽干燥，但逐渐变暖，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在整个黄河下游，针叶树花粉含量显著下降，而阔叶树花粉含量上升。开始出现一些喜温的属种，如栎属，但孢粉组合仍以针叶树为主，植被类型为针阔混交林。这个时期持续了大约2000年。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植被的过渡性特征表明，中原地区的气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呈上升趋势。

磁山文化遗址距今5405-5285年，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北至燕山南麓，南至河南省北部安阳地区。经周本雄先生鉴定，磁山遗址的动物标本可分为哺乳动物、鸟类、龟类、鱼类、贻贝五大类，至少可代表东北鼢鼠、蒙古兔、猕猴、獾、蒙面狸、豹、犬科、家犬、梅花鹿、马鹿、四象鹿、狍子等23种动物。以上动物中，狗、猪、鸡是家畜，牛不一定是家畜，其余都是野生动物。狍子俗称狍子，一般生活在河岸的芦苇丛中，湖边的森林中或山边，主要分布在今天长江流域的各省。野猪、猕猴、海狸等。都能说明不远处有许多水生植物和茂密的森林。大量朴树种子和碳化山核桃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猕猴的发现，说明新石器时代华北平原山麓附近地区被森林覆盖，猕猴的分布比现代更靠北。海狸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物种。草鱼、甲鱼、贻贝等水生动物遗迹的发现，说明南明河曾经水域宽广，流量大，水产品丰富[1]。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宽阔的水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

另外，根据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孢粉分析，虽然有杨属、茜草科、大戟科、水龙骨科等少数喜温植物。贾湖裴李岗文化下伏黄土层的孢粉组合中，没有榆树，橡树也很少见。耐旱的蒿属、菊科、藜科占绝对优势，说明上一次冰期后气温上升了不少，但还不是很高，降水量也不大。在下伏地层表面，即裴李岗人初来此活动时地面上的孢粉组合，喜温因子进一步增加，榆、枫香、榉树、水蕨等。新出现，且柳属和栎属的比例也有所增加，环纹藻的比例增加，而蒿属等植物的比例减少了50%以上，呈现出蒿属草原面积减少，湖泊面积扩大的趋势。反映的气候条件可能与现在相似或略暖湿，属于温和半湿润气候。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大量的动物如鳄鱼、龟、獐、鹿等。出现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环纹藻比例增加，蒿属比例减少，反映出草原面积进一步缩小，湖沼面积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说明当时的气温和降水高于今天这一地区，表现出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类似于现在长江流域[65438

这些都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气候由干燥寒冷向温暖湿润转变，气温和降水量都有所增加。到了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时期，气候转为温暖湿润，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新石器时代中期约距今7000 ~ 5000年，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总体上以温暖潮湿为特征。

根据大河村遗址T37厚9.7米的文化层剖面所含花粉分析，共有26个植物科，9种孢子类型，分别为:松属、桦木属、栎属、榆属、胡桃属、藜科、蒿属、菊科、禾本科、莎草科、毛茛科、唇形科、水龙骨科、卷柏科等。根据这些孢粉组合及其在该遗址纵剖面上的变化分析，木本和草本花粉及蕨类孢子的数量约为9.4米，其中灌木和草本花粉占孢粉总数的53.7%；乔木花粉占45.6%，蕨类孢子仅占0.7%。高达9.4 ~ 3.8米，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最多占孢粉总量的84.1%，其次为植被植物花粉。3.8 ~ 1.5米，灌木和草本植物占优势，未发现孢子。1.5米以上至表土，木本植物花粉高于草本植物花粉，孢子较多，且多为石松类孢子。在木本植物花粉中，从针叶、阔叶植物花粉和灌木植物花粉的比例来看，针叶植物花粉多于阔叶植物花粉，最多占木本植物花粉总量的90%以上，阔叶植物花粉含量较少，最多占木本植物花粉总量的22.2%，主要有桦树、橡树、榆树、椴树、核桃等。，而灌木植物的花粉很少。在剖面的底部、底部和顶部，草本花粉种类较少，中间种类较多。除9.4m处有大量禾本科花粉外，其余均为蒿属和藜科花粉略多。从上述孢粉组合来看，有相当数量的木本植物花粉和一定数量的草本植物花粉，前者往往较多，可见当时应该有森林和草原植被。有大量一年生或多年生的中生和旱生植物如藜科、蒿属、禾本科、菊科、毛茛科、十字花科等。，还有少量的桦树、榆树、橡树等阔叶树点缀其中。一些湿生和水生草本植物和孢子植物，如禾本科、莎草属和凤尾蕨属，生长在河流和池塘的岸边。远近的山岗、丘陵上生长着大量的针叶树种松属植物和少量的阔叶树种榆树、橡树、核桃、椴树等，林下和林缘生长着灌木、麻黄、禾草、菊科和水龙骨科、卷柏属等孢子植物，说明距离大河村较远的地方当时被森林覆盖，附近分布着灌木和禾草。从大河村遗址发现的鱼、浣熊、獾、牛、鹿、麂、猪、竹鼠等动物的遗骸来看，说明当时密林、杂草丛生、竹林中有成群的野生动物，河湖中常见尾尾鱼。[1]

一些学者还根据流行的塑烧建筑技术和大河村出土的文物，如莲子、螺蛳壳、蚌刀、蚌镰等，得出大河村仰韶时期的冬季比现在更温暖，年降水量也比现在多的结论。，结合已发现的浣熊、赤麂、竹鼠等动物骨骼，指出只有年降水量大于1，000 mm才能满足竹子的正常生长，因此推测当时的年生长量。[1]

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也证明了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温暖特征。下王岗遗址位于淅川县城南约35公里下王岗村北的红石岗上，面积约6000平方米，一般厚2-3.5米，部分厚约4米。共有西周、先商及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等9个文化层。在下王岗遗址，发现了31种动物。从它们目前的分布范围来看，有11种动物，如孔雀、猕猴、大熊猫、苏曼犀牛和亚洲。其余为长江南北可见的适应性动物，占总数的61.2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批材料中，第七文化层至第九文化层(即仰韶文化层)发现的动物种类最为丰富，共有24种，其中喜温动物7种，占29.17%，其余为适应性强的动物，占70.83%，喜温动物所占比例最大。[1]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 ~ 4000年，以龙山文化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气候依然温暖湿润。

淅川下王岗第四文化层为龙山文化时期，其中有喜温动物的遗存。其中，水鹿标本和轴鹿标本为新种，但这种水鹿仅产于中国四川、云南、广东和台湾省各省，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这种鹿现在分布在孟加拉、印度支那、缅甸和泰国。下王岗龙山文化层出土的动物有9种，其中喜温的占22.22%，喜冷的占65，438+065，438+0.65，438+065，438+0%，其余为适应性强的动物，占66.66%。[1]这说明在龙山文化时代，中原地区的动物。

在祁县段岗龙山文化层选定剖面上发现155个孢粉(样品编号为QⅱLSH)，草本植物花粉含量占孢粉总量的65.8%，主要为葎草、蒿属、藜科、锦葵科、禾本科及少量十字花科和香蒲属。蕨类植物孢子占总孢粉的365，438±0.6%，在中国主要为水龙骨科、石松科和凤尾蕨科。木本植物花粉为少量的松属和桦木属，仅占孢粉总量的2.6%。它构成了曹平-杜干-松水龙骨-石松属的孢粉组合。草本花粉和蕨类孢子的出现是湿润气候的反映，大量的水龙骨蕨类说明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1]

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原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一直持续到殷商中晚期。根据德和杨对河南殷墟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和鉴定，这些骨骼包括29种动物，其中生活在亚热带地区的动物有獐子、竹鼠、犀牛、大象、貘和圣水牛等。除了上述动物，在殷墟动物遗存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雉鸡和鲟鱼两种动物。前者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广西、湖南等山区，后者推测为中华鲟或鲟鱼中的一种，均产于长江流域。【1】竺可桢先生还指出，当时安阳种植的水稻是在农历二月或三月，即阳历三月开始种植的；比现在安阳种植提前一个月左右到4月中旬。[1]据朱先生介绍，当时中国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1月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 ~ 5℃左右。按此推断，当时豫西北部的安阳、临县气温与今天的信阳、南阳相近，都属于亚热带。[1]

(2)商代末至西周——气候环境逐渐变化。

西周的气候特点主要是干旱寒冷。特别是西周晚期，李、宣、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气候严重干旱，连年大旱，河塘干涸，土地贫瘠，森林植物枯死。气候和环境资源在历史上都是比较糟糕的时期。

商代末年(距今31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开始恶化，气候特征由暖湿向干暖转变。【1】古版竹简纪年说文定三年“一日三次”，墨子不攻，今版竹简纪年说周时雨稀(伯)，《国语·周瑜商》载“昔伊。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气候的干旱。虽然气候干燥，但仍处于温暖期。根据甲骨文和文献记载，当时有犀牛、大象、鹿等喜热动物。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竺可桢先生也指出“周朝的气候，虽然开始温暖，但很快就恶化了”。[1]古竹书记载“七年，冬雨雹，大如李”。此版《竹书志》记载，小王七年冬，“雨雪滂沱，牛马死，江汉迁(冻)”。在王猷的四年里，“夏六月，霜降”。十年秋九月“桃杏果”。《诗·潇雅·正月》也记载“正月满霜，我心悲”。这些记录都显示了西周时期黄河中游的寒冷气候。

由于气候寒冷，犀牛、亚洲象、神圣的水牛、竹鼠和许多其他喜爱热的动物开始向南迁移。如古书《竹书纪年》记载“王召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难。”这是一头母犀牛。中原的犀牛越来越少了。(伊王)“在都灵打猎，得到一头犀牛”。

根据文献记载，周厉王时期的干旱开始出现，并持续了150多年。此版竹书记载了王理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王玄登基后，这种罕见的干旱并没有停止，而是年复一年地持续着。如镜外纪[1]记载:“两相设宣王时，大旱。”皇甫谧《帝世纪》也记载“王玄元年，天下大旱，六年皆雨”。【1】严重的干旱导致植被干涸，河流干涸，甚至很多人死于干旱，可见干旱的严重性。周幽王第二年，“三江竭，岐山崩”，大旱[1]一直持续到西周灭亡。

另外，从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和孢粉组合分析，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情况。根据黄河中游黄土剖面不同层次花粉属种的植物生态特征，可以推断当时的植被和气候条件。在陕西洛川、武功、岐山等地的地层剖面中，古土壤层中常有橡树、榆树、枫树、核桃、臭椿等木本花粉，甚至还有亚热带的漆、栗、桂花、枫杨、枫香、山核桃等木本花粉，说明它们形成于温带阔叶林环境。而在黄土层中，上述树木十分罕见，而菊花、黄花蒿、向日葵的花粉成分极为突出，说明它们形成于草原和荒漠草原环境。[1]

从以上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气候干燥寒冷，东周时期的气候在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大多记载了当时中原地区以冷感为主。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二十年新郑下了一场大雪，厚达2尺5寸。应该也是比较冷的。

(三)秦汉时期——气候和今天差不多。

秦汉时期的气候和今天的中原地区没有太大的区别。温焕然先生从冷暖、干湿的变化对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温变化找不到变冷的迹象”，“汉代的阴雨期也是交替出现的，每个时期阴雨期的程度不同”，“阴雨期交替出现，没有明显的变湿或变干的现象”。“综上所述，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化确实与现代有所不同，但并不符合孟和胡厚宣所说的日益干冷，也与竺可桢的脉象学说有些不同；其实和现代差别不大。”[1]

首先，就河流的冰河期而言，根据《鲁··东极》和《淮南子·史泽勋》中的记载，文焕然先生认为秦汉时期中原的水土至少在农历十月已经结冰了。但《陆览邱忠记》、《淮南子史泽训》记载秦汉时期的截流日期为仲冬，即所谓“(仲冬)冰坚，地始坚”，仲冬为农历11，而崔哀的“四人月令”[1]则 根据河南省气象局提供的建国后50年代中期洛阳、郑州的平均冰期，洛阳地区初冰在每年10月份119左右，终冰在3月30日左右，冰期132.8天。 郑州地区初冰约为每年10月115，终冰约为3月12，冰期约为116.8天。所以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和今天的气候差别不大。【1】秦汉时期，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作为黄河流域中部平均初雪期的开始，以初霜作为平均末雪期，所以《论衡变》说“中州霜雪正月二月降，北冷三月凉。”可见，秦汉时期，中原三月断雪，雪期长达五个月。【1】今天黄河流域中部平均初雪期为165438+10月下旬，与秦汉时期的农历中旬相差不大。[1]

其次，炎热季节的日期也与秦汉时期非常吻合。秦汉时期，农历六月中旬是黄河流域中部地区最热的时期，立秋晚于酷暑，或在六月下旬。所以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最热的时期大约是农历的六月底或七月初，这和今天Xi、郑州的平均气温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阳历的七月最高。[1]

最后，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旱季和雨季的出现与现在大致相同。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降水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长江和淮河之间的第一个区域，主要是靠近黄河下游的东南，相当于今天中原的东南和南方。秦汉时期，该地区的降水多集中在农历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故《舒窈》卷三引崔哀《四人月令》曰:“五月篷后，雨落，积米柴，以备路陷。第二，黄河下游北部，相当于今天的中原北部，其降水多集中在夏秋之交。第三，黄河中游地区，包括今天的豫西地区，大部分集中在农历八月降水，所以《汉书·食货志》中说，这一带的农民“秋不避雨”。韩曙苟曰:“大江不防，小水流进，恶性障碍卑，以为污使秋水歇，左右游，宽缓。“因此，温欢然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枯水期和雨季的地域差异与今天的流域相似，说明秦汉时期降水的总体情况与今天并无显著差异。[1]

(四)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冷暖气候交替。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气候以寒冷干燥为主，这不仅体现在农业物候上，也体现在一些极端寒冷事件上。在官方的记载中，大雪、降霜、暴雨等寒冷的感觉在中原地区很常见。

据《三国志·舒威·温蒂纪》记载，六年(225)“冬十月，幸游广陵故城，观兵于江上，守兵十余万，旗数百面。那是一个寒冷的年头，水路结冰了。船不准入河，却被带回。”竺可桢先生认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比现在更冷。[1]另一次淮泗完全冰冻的寒冷事件也记载在《资同治鉴》卷148中。田健十四年(515)冬天，中原气候寒冷，不仅淮水、泗水再次被冻，浮山堰的士兵也大多被冻死。所以史书记载:“当时是冬天，很冷，淮泗全冻，士卒死于浮山堰。”

农业生产与气候密切相关。公元533年至544年北朝贾思勰所作的《齐姚敏书·植谷》一书记载:“三月上旬，清明节桃花正盛，四月上旬，枣树生叶，桑花落。”与现在相比，春季的物候推迟了十天到半个月，即春季的气温比现代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此外，《齐姚敏舒安石榴》中记载:“十月中旬，以纱裹之(不裹则冻死)，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的石榴树都可以在露地越冬而不被掩埋，可见当年冬天的气温比现在更冷。《粟》:“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天天种树，一棵不可失”，并注从云:“冻树者，以霜封之。”这种冻树现象就是现代的雾。贾思勰以此作为第二年适合播种谷子的日子的指标，这表明当时的温度较低。

不仅在中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黄淮平原都异常寒冷。这个冷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冷低值期。第一次冷低值期出现在70年代到4世纪的前10年，持续了40年左右。这40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冷事件发生频率高，这无疑显示了这40年气候的冷波动。第一次冷期过去后，黄淮海平原上的第二次冷期至少在北魏初年就有了迹象，魏晋时期开始的第二次冷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

隋唐时期是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属于竺可桢分类的四暖四寒模式中的第三暖期，即600 ~ 1000年，一般称为隋唐暖期。后来学术界对朱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认为隋唐暖期有由暖到冷的气候波动，也有相对冷的时期，但总体来说，隋唐气候还是偏暖的。

龚高发等人从物候角度，基于黄河中下游有李树分布，长江中下游柑桔基本无冻害，春季物候期比今天上午早10 ~ 15天的物候学证据，认为隋唐暖期亚热带北界位置比现在“北移1纬度”。【1】王毅先生以考古发掘和历代旱涝记录为基础，采用历史研究和现代分析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近五千年来中原地区以年降水量(干湿)为单位的气候变化曲线。他认为自秦汉统一以来，两千多年来中原地区经历了九次大旱少雨期和八次长湿多雨期，目前仍处于降水偏少期的干旱部分。雨季和旱季总是交替出现。然而，雨季和旱季的时间有长有短，雨季和旱季的振幅有高有低。具体来说，自西周以来，中原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雨旱期，但雨旱期有长有短，风旱期的严重程度也有所不同。最严重的枯干期是公元前870年至公元前721年，即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此时，是一个和平安宁的时代。最潮湿多雨的时期是公元630年到800年的唐朝。如图[1]所示:

根据王毅先生绘制的《近五千年来中原地区降水变化图》，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确实存在雨季，持续时间近200年，雨季期间振幅较高，达到纵坐标表示的第二级雨量丰枯，即湿多雨级。从晚全新世以来中原地区的降水和气温变化过程来看，该地区的降水和气温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温暖期气候多雨潮湿；相反，气候干燥，寒冷时期雨水很少。河南省11城市30多年实测气温与降水的相关分析也表明，气温与降水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符合我国东亚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1】所以隋唐时期气候温暖湿润的观点是合理的。

(5)唐末至宋——气候变化经历了一个由暖到冷的过程。

从唐末到北宋中后期，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温暖期，北宋后期气候转入中国历史时期新的寒冷期。

《宋史》、《五行志》等史籍中关于开封冬季无冰雪或气候偏暖的有49年，明显超过了同期31年的冬季寒冷记录。至于冬暖的录制频率，其占比更高。这说明开封当时处于暖冬时期。开封冬季少雪或降雪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大部分是由于气温偏高，没有强冷空气的影响造成的。因此，有学者指出“用极暖和极冷事件拟合中国1000年以来的气温曲线的研究，北宋时期也明显偏暖”[1]；“北宋史料中关于冬天少雪或不下雪的记载，大部分应该对应暖冬现象”[1]。大量关于这种气候的记载表明，北宋时期开封的气候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在北宋史料中，也有不少祈雪的记载，如乾德元年十二月甲寅，太祖“命近臣祈雪”；雍熙元年十二月初一，宋太宗对宰相说:“今年冬天很暖和...如果下三五英寸的雪，那就太好了。”。当时夏历12月甚至闰12月都不下雪，说明冬天温暖缺雪。

此外，还有大量的物候资料，也可以印证北宋早中期大部分地区的暖冬气候。李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所以只能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生存。北宋时期，东京发现了许多种类的李树，如红梅和蒋梅。北宋诗人梅姚晨在写过一首诗:“此地只知杏核，大梁也再卖梅花”；“当信使回来时，北方人首先见到了任玥梅”；“记得在省故国，马穿竹香。我将乘蝶去，隔水深树香。”【1】宋代诗人朱边曾说:“近年甚盛，但有四种，焦萼梅、青萼梅、千叶黄翔梅。”【1】据宋代地理记载，东京御花园和后来的万岁山有“梅竹”和“梅岗”。其中梅岗“植李数万，以青萼承藤，清香馥郁，以山根之构，名曰‘萼片绿花堂’”，其规模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