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天如穹，四野盖，天文历算

以畜牧业为职业的草原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自然星辰的出现、昼夜交替、寒来暑往等一系列变化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古代蒙古人通过植被来计算他们的年龄。宋代孟珙的《出家记》说:“一草一岁。如果有人问它有多老，有多少草。”牧草的枯萎死亡直接影响畜牧业生产，关系到蒙古族人民的衣食住行。牧草的枯萎和死亡标志着畜牧业生产的一个循环。因此，“草”具有。就像古埃及把尼罗河的洪水周期看做一年一样，根据洪钧的《元史译补》，“蒙古人“不知多岁，只知草少”。这是人们探索和认识自然的结果。

蒙古人在长期探索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季节的概念。古代蒙古人根据畜牧业的经验，把一年分为两季。春天，蒙古人称之为“和”，秋天，蒙古人称之为“那慕尔”。春季牧草生长是畜牧业生产的起点，秋季是牛羊育肥的季节。在《蒙古秘史》中，第19节说，“春天的一天……”第27节说，“春天，野鸭来了……”第197节说，“鼠年的秋天……”第26节说；八段察尔无食，“故养黄鹂一冬”。蒙古族对季节的概念是根据畜牧业的生产生活节奏来划分的。蒙古人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谚语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它的谚语说:“秋天没有草，春天没有春天的羔羊。”“夏天，别忘了冬天；当你快乐的时候，不要忘记痛苦。”"虽然富裕的家庭喜欢秋天，但他们不得不像春天一样艰难地度过他们的日子。"“老了没用，秋天又不增肥。”“羞人，春游；想吃美食的人秋天来。”物候的流逝影响着牧羊人的生产生活节奏。蒙古人非常重视立春和立冬，因为草场分为夏场和冬场，立春和立冬直接影响草场的迁徙。蒙古人也非常重视立秋，因为秋天是春天向冬天过渡的季节，也是水草丰美、牛羊肥美的季节。在古代，蒙古人在每年的8月28日举行秋祭，祈求来年消灾保平安。8月28日是蒙古人的岁末。随着对大自然的深入观察，他们加入了夏天。冬季蒙古语为“不勤”，夏季为“春纳”，其顺序为“冬、春、秋、夏”。后来随着蒙汉文化的频繁交流，改为春夏秋冬。

在此基础上，“时令月”的形式应运而生。据哈坎楚伦《智灵门考》译本中说:“蒙古人的古月是分享的正月，水草的月是二月，牛的月是三月，青的月是四月，狩猎的月是五月，阳光的月是六月，红色的月是七月，圆满的月是八月，杀羊的月是九月，吃的月是十一月。古代蒙古月的划分与畜牧狩猎有关，也与蒙古族人民喜爱的颜色和古老的宗教信仰有关。这个季节月份没有确切的天数以物候变化和生命生产的节奏来划分，往往以天象来判断。《蒙古风俗指南》说:“蒙古人非常重视每月的第一天、第十五天和第三十天...在古代，蒙古人非常重视每个季节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他们还计算了闰月. "《猴年马月记》说:蒙古人“只知一年有闰月，慢慢见草。“如果春天三月有闰月，就叫双春，有的地方叫长春。

随着对天体和自然变化的观察，蒙古人开始使用60天干和12天干来标记年表。《元史》卷九十九说，元太祖把博尔忽、博尔秋、木华黎、赤老温列为四大疑案。“那些怕学的，还说是夜宿。范素薇三天一班。”沈、酉，防守天博而突然得手，为第一怕薛，也就是怕薛。.....海子，丑日，黑瞎子领之，为第二畏学。殷、毛、陈、木华黎领衔，为第三畏学。下午，下午，一天下来，迟老温领着一干人，这是薛的第四个忌惮。"这是带有十二生肖的阴历. "《猴年马月》记载:“去年春天，荀每见其文，仍称兔年、龙年，直到去年才改为年。《蒙古秘史》还记载了兔年、鼠年、猪年。它的十二生肖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在蒙古人的观念中，A年和B年是繁荣。戊己之年是衰落之年，庚欣之年是开始之年，不归之年是收获之年。除了使用树干和树枝年表外，还有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分成十个数字，再配上十二种动物的名字，使周期由十二年变为六十年。

十二生肖和天干地支年表的出现，是各民族长期观察和认识自然的结果。虽然说黑鞑靼的故事是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传授的，但其实“晨十二像”和“六甲轮流”的年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竖立在沙漠中的匈奴人。《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习俗有三龙庙，常以正月、五月初五、九月初五祭神。”可见，当时的匈奴人已经有了年的概念，把“戊戌日”视为吉日，把“戊戌”称为“日”，已经用上了天地之年。回鹘语的皮甲汗碑、奎特科特碑、格勒汗碑的年表都是以动物命名的。

蒙古的一些地区也吸收了藏历。藏历确定一年是12个月，大月是30天，小月是29天。每100个月左右，就有一个闰月，* * *将金木的水火土五行与十二种动物的名字对应起来。12是小周期，6000是大周期。

草原人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历算经验，也在不断地探讨天体的结构。知名游牧民族的《智利歌》写道:“智利河，背阴山下，天如穹窿，盖四野，天灰野，风吹草见牛羊。”这首民歌的情感力量不仅在于描绘了草原迷人的景色，还在于描绘了宇宙中的天体，把无边无际的天空想象成一个大蒙古包，意思是圆圆的天空。在阴山岩画中，经常出现天图。在托林沟西北一个叫阿木乌苏的地方，星图是由三重圆、双圆和成品形状排列的圆组成的。在同一个地方，还有一张由圆圈和圆点组成的天空图。由此可见古代蒙古先民对天体的探索。《蒙古秘史》第254节说:“星斗苍穹，各国皆战。”这是天人合一的记录。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老城区五塔寺金刚塔佛塔的后墙上，有一幅蒙古石刻天文图，制作于清朝雍正三年。这个天文图标显示了北极圈、南极圈、夏季至日圈、冬季至日圈和赤道，并指示了24个节气，冬季至日在顶部，夏季至日在底部，春分在左侧，秋分在右侧。还有270个星系和恒星。天球周围有四层内切圆，最外层均匀分为12段，刻有12宫和12十二宫的蒙古名字。这幅天文图是中国现存四幅石刻天文图中唯一一幅带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是蒙汉人民智慧的结晶。

元代，蒙古人对天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1271年，蒙古人在上都(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紫禁城北墙上建立了第一座天文台。《元史》卷九十曰:“至元八年，始设天台。”《元史》(卷四十八)说:“元四年(1267)，扎马鲁丁作西域像。”它使用阿拉伯乐器，包括《原始人》中描述的《浑天仪》、《浑天玉》、《春秋汾酒电影院》、《冬夏至日电影院》等七部。上世纪70年代，内蒙古文物队曾多次来此考察。根据阙式建筑的特点，观象台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两侧凸出，中间凹陷。其结构严谨科学，因由三组台面组成而被称为“紫极三”。另外还有大都会天文台，建于1279，位于北京建国门外。整个天文台规模很大，设备齐全，人员配备齐全，计算非常精确。滴漏是古代用来测量昼夜时间的仪器，元代铜壶的滴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内蒙古图书馆有几部蒙古文天文著作。其中一个天文学，包含了整个天空的地图，以黄道为界，一个在北半球，一个在南半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幅地图中还有红色的极点，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1712《天文原理》一书以蒙文出版。这本书是对历法比较准确的把握，康熙帝建议蒙藏学者合写。因此，这本书也被称为完全蒙古翻译帝国汉历或完全康熙帝国汉历。全书* * * 38卷。据专家考证，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相当于清朝顺治二年出版的编年历，但其依据的确切蓝图在《天文歌》、《欺罪》、《图像》、《七策》、《食交》等十五卷中并未找到。这些可能是蒙古学者发展的天文学原理(见李文忠主编的《中国蒙古科学技术简史》)。

说到蒙古天文历，就不得不说到蒙古天文学家明嘎图。明嘎图，靖安人，蒙古族正白旗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将《大清宪法》一书翻译成蒙古语，发行到蒙古地区。后来参加了康熙皇帝组织的统一历法的百卷巨著《法历源流》的编纂工作。雍正元年(1723)，明加图在秦担任“宪司官官”一职，在此任总经办，计算日月五星运行，编修历书30余年。在编撰《法华历源流》的过程中，明加图一方面继承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广泛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方法，另一方面又不墨守成规，吸收了西方较为先进的观测方法。后来，为了准确地观察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发表了《日篇》和《李悦》两张表。这是一张关于太阳和月亮运动的天文表。他是《异度图说》编撰的主要成员。他还参与了乾隆二年至乾隆七年《历考后记》的编撰。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嘎图为祖国的天文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