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杂志《不安的灵魂》中寻找一段文字
不安的灵魂
作者:濮存昕散文2012第8期
西风吹起初秋的朴素形象时，几个同事邀请他们去家访。我们沿着美丽的河流向北行驶，不到三英里，乡村就有了古典的魅力。草丛深处，虫声密织，牛油垂柳稀。在秋荷郊外，有晚稻的香味，混合着几缕烟火，安静而宽敞，黄昏的村庄适合游客。
房子也很古典。影壁上有画，高高的屋檐，庄严的祠堂。在陈旧的外表下，它们又不失晚清建筑范式的肌理。祠堂旁有几间厢房，屋檐下是幽静的院落，地面铺着光滑的鹅卵石。我们绕过玄关，钻了一个洞，看到一个高腰长辫子垂肩的年轻女子，站在院子里剥莲花。她看了一眼三两个老师，轻轻一笑，白皙的脸上挂满了羞愧。门槛外，孩子们的声音在响，一群上了年纪的孩子在沿着台阶追逐，几只归来的家禽在憧憬爱情。风从河岸吹来，像洗澡。
在门廊下聊一会儿。我们回到家，五十多岁的师傅把我们送到祠堂门口，态度和言语都很简单。我唯一记得的是，主人拉着我的手说:“下次记得来家里。”
那时的我热衷于诗歌中的养魂，脸上写满了人情世故。一个对农作物不太了解，过于敏感细腻，和大米小米没什么亲密关系的梦想家。这样的身心状况给一天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一次客家村落王家坞之旅，不经意间被撮合成了世俗婚姻。几个月后，在祠堂旁边的厢房里，我的身份从老师变成了女婿，这让她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喜忧参半。这个媒人的婚姻曾经被一个女人的奶奶抵制过。她老人家和几个宗族大叔，怀着对生命光明的憧憬，一脸犹豫和谨慎，像是在完成一个农村哲学命题。最后，他的话像歌剧中的朗诵一样，决定了他心爱的女儿的命运。他说，“不能以貌取人。”第二年冬天，他把齐腰长的女儿送到我家。
很多年了，一个年轻人在那段短短的独白中努力洗刷自己，身体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多疑。这是语言胜算还是原罪？没有以赛亚这样的先知，而且据说上帝总是不在人间。
有几年，我曾经跟着两个学生在天色已晚的时候去看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度过，试图了解简的泥巴生活。只有在下雨天，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像那条石凳一样沉默。我们互相抚摸，细细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曾经像清水中的鱼，那么讨人喜欢。偶尔，有一个撤退的谈话。在光线的催化下，他犹豫着要不要读唐诗，话题在几本古籍中游走。那眼神，有点羞涩，又有点开心，像一个垂死的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在灯光下，我看到一群满脸惊讶的孩子。可能从认识他开始，我就没有体验过这种隐藏的内在风格。在一个简单的门里，这样的眼神是陌生的，类似于精神的蜡烛，转瞬即逝。
在王家，比他小的叫他“袁叔叔”，同龄人一般叫他“哥哥”。每到过年，他都会主持家族祠堂的祭祖大典，帮邻居挨家挨户写字，操办婚丧嫁娶，听叔叔们的琐碎烦恼。在这些场合，他的头似乎发出某种光。
上了年纪的村民说，他出生后28天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凭着灵活的头脑和良好的身体独自支撑着这个不幸的家庭。甚至为了避嫌，母子俩都住在尼姑山里。靠着自然生态和檀香鱼的香味滋养灵魂，即使是40年代的大火也没有刮伤一个幼童的明澈眼睛。60年代初，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帅气的外表和高腰在一些老照片中历历在目。都说在国企会计这个岗位上，工作能力和爬坡能力是成反比的。工作之余，别人去老板家串门，他回家见妈妈，或者躲在宿舍学习。下乡时，他和一个命运相似、相貌姣好的邻村姑娘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姑娘外号叫“前进”，祖上因为买了几块薄田，被贴上了“地主”的标签。家庭和性格的双重作用，促使他在动乱来临时辞去了职务，带着妻女回到祖屋，陪伴母亲，在“稻麦粟”的生活中度过日子，像村口的老樟树一样，舒展着自己，也庇护着戴岳的一群儿女和戴星星。那些年，在他安稳的外表下，或许有着体面之类的安逸感。
岁月在悄悄老去，像深秋的霜风。霜风破坏了植被，铁芒畚箕一丛丛干枯，马尾松折了好几圈，田埂边上几根青竹呈深蓝色，没有风，竹子有点冷清可疑。墙边的烂泥上，蚂蚁就像无助的野孩子，匆忙而笨拙地跑来跑去。池塘里，三五朵荷花枯萎低垂着头，七八茎残荷落在水中，池塘堰下秋声细语，老蛐蛐的呢喃更添寂静。站在远处，宅田里两排黑灰相间的瓦埂，仿佛和纤细的后山挂在一起。
我和他从后山回到宅田，从宅田走到田里。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艰难的对话，就像结束了一堂艰难的人生课。面对面站在兰草的空旷田野上，我们就像两棵树形影不离，一棵在黄昏中沉落，一棵在起伏中摇曳。那天他说:“在外面漂流真的安全吗？什么时候可以转？”词言简意赅，旋律平淡，但怒能跨秋——两句话，更像是在求信任他的女婿。
——那天，是节气中的“寒露”。岁月相隔，江湖茫茫。很多年前，深秋的告别定格在记忆深处，清晰如昨日。
“以貌取人”是个谜——对于一个穷孩子来说，进退两难。时间是一条汹涌的河流，我们终究无法满意地到达。他在那里，我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种距离关系到在祖居的一段时间和身心命运的关系。
从那年寒露开始，一个不能以貌取人的女婿渐行渐远，渐行渐远，连消息都隐隐传来。这几年，通过女婿的“言传身教”，他已经可以跟着孩子走了，他珍爱的侄子们也很少见面。他有一个笔记本，常年摊在雕花窗前的书桌上。格子纸上写满了地名，每个地名后面都有电话号码和姓名。随着脚印的不断流动，纸上的地名和数字越来越拥挤。电话成了看似救援的线索，每次都是；以一种无序又无奈的方式结束。这消息像一片片羽毛落到窗户上，一半令人欣慰，一半令人悲伤。断绝秋水，我们在这一头，他在那一头，眼神渐渐游移。
满满的王家的房子终于空了。几十户人家，几十个宗族子弟，留在布满卵石的河堤上，散落在各地的大街小巷。清明节，新年的仪式，这些客家的仪式，就像一座披着蜘蛛丝的宗族祠堂，贫瘠而腐朽，成为一段黄色的历史。他失去了过去的依靠，他的日子正在悄悄溜走。
新千年来临时，和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在六岁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简陋的屋子里空无一人，只剩下一对已经老弱病残的夫妻，身边却有几只家禽。池塘边的几块菜地，种着一位老人晚年的食粮。那些绿色的茎叶一寸一寸地生长，昆虫的密度一寸一寸地扩散。虫子咬掉了嫩叶，留下一排排齿状根茎。像一个他用心养大的孩子，无法抵挡俗世虫子的叮咬，在内外双重夹击下，呈现出丑陋而悲凉的结局。他保持了自己的生活秩序，却没能保持晚年的宁静。我求他离开我的老房子，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他婉言谢绝了，语气是那样的冰冷和绝望。
两年前的正月初二，我们谈了一个关于他儿子的官司。电话里，他的声音压抑而失序:“怎么会这样？我这辈子做错了什么？”我回答不了他，但是我感觉有很多昆虫一样的东西在咬他。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没听过他责怪别人。就算说我儿子，好像罪也是他自己的。那年除夕，祠堂也在一场火烛中化为废墟。雕梁画栋涂上了木炭，陈旧的青砖墙上涂上了深色的火痕。大火几乎烧坏了邻近的厢房。他在厢房里，靠近一个废墟。
今年九月的一个傍晚，我坐在南方的书桌前，突然觉得很困，就倒在书桌上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看见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衣服，站在门前喊:“我要走了。”一个不祥的梦让人在晚上看书的时候不安。书桌上，加缪的《局外人》翻到第三页。主角默索纳正在车里午睡，打算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像一个陌生人一样，他带着错误的心理冲进了疗养院...
后来电话突然响了，我从书上抬起头，哭得像潮水般从电话里钻进我的耳膜——哀号是无言的告白；当它到达精神和视觉的头脑时，它促使心房像沙漏一样下落。
年初，他在长途电话中咳嗽得很厉害。村医开了几天感冒药，吃了也不见好转。他又去了镇医院。医生，一个好朋友，给他打了针，开了一个疗程的中西药，让他拍戏前吃药。后来他说症状轻多了，就省略拍片了。到了约定的诊疗时间，朋友抽空打电话咨询。他说没什么大问题，偶尔咳嗽一会儿也没事——我们都以为只是普通的小病，冬天冷，可能是热痰上涌，过一会儿就好了。隔着山和水，我们是轻蔑的。有时借助电话问候，他很容易支支吾吾。
清明前赶回老家探亲，一见面就惊呆了。那脸颊上，颧骨高，眼窝深，老皮无血色。他淡淡一笑，说:“只是有点咳嗽，没什么。”我们带他去医院做胸透。医生指着CT报告单上肺部苹果大小的阴影，语气斩钉截铁:“恶性肿瘤末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气管。病人年老体弱，手术效果不大。建议保守治疗。”
一声闷雷划过天空。
楞了半天，回头看门口，他像个局外人，看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病人，一点也不关心诊断结果。我故作轻松地说:“肺部炎症打针吃药就好了。”不知道是他什么都懂，还是太相信女婿了。他甚至没有看一眼诊断书。
生病最难受的那几天，我们偷偷哭，不敢面对。顿悟和他一样，转而安慰我们:“一个人可以长生不老，一棵草可以秋落。谁能逃？”顺其自然吧。"
对于我们来说，从清明到白露，时间通向一段绝望的旅程。人们能想到的各种词汇，比如等待、祈祷、希望、阴郁、担忧、欺骗、躲藏、幻想、迷信、死亡、灵魂等等。，就像漂浮在河上的寄生虫，压榨着日子。大面积的疼痛迫使他多次紧紧抓住老伴的衣服，声音和语调都很复杂——最后，他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像个婴儿一样。
光线从窗户漏出，落在床边，反射出微弱的白光；他蜷缩在床上，曾经高大的身躯缩成一片枯叶，暗黄的脸像梦一样不真实。时间就像水滴一样，是由声音推动的。最后一刻，他盯着每一个亲人，眼里的光芒渐渐黯淡下去。
棚子里的油灯熄灭了，他在乌木盒子里变得沉默。葬礼的凌晨，婆婆起来撒尿，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与茫茫夜色融为一体。也许，想象中的婆婆看到了一个离散的灵魂在客家乡村游荡。天亮前，我们点了七七四十九盏莲花灯，送他赴死。201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