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博物馆的文物

崇明县博物馆有“崇明岛历史与古船”和“崇明民俗”两个基本陈列,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内容翔实,展品丰富。展览安排在龚雪大成殿和东、西塔楼,由序厅和六个单元组成。展览运用文物、模型、雕塑、沙盘、风光盒、图片、先进的视听手段、通俗简洁的文字描述,真实反映了崇明岛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交通、水利、文化开发建设成就。其中,展出的两艘唐宋古船是上海独有的珍贵文物,堪称镇馆之宝;崇明沙船是中国四大船系之一,以其独特的功能闻名中外。

“崇明民俗”陈列在尊经阁和崇圣寺。主要通过集镇、民俗家室、农耕、纺织等生动场景再现崇明人的艰苦劳作和简朴生活,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其中有19年末、20世纪初崇明老街商业风光的生动展示,也有崇明典型传统民居“四亭头宅沟”及其室内家居布局的生动再现。在农耕和编织部分,向人们展示了30多种不同功能的常用生产工具。

此外,崇明县博物馆还有“黄皮墨美术馆”等固定展览,展出著名版画家黄皮墨(崇明人)创作的60幅精美版画。“崇明岛历史与古船”展览主要安排在龚雪崇明的大成殿和东西殿,由序厅和六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是崇明千年的坎坷形成。

崇明岛是新长江三角洲发展的产物,它的发源地是长江口外的浅海。长江自西向东顺流而下,流入河口地区时,由于比降减小,流速变慢,大量泥沙逐渐沉积在江海交界处。多年的结果是,江海中的泥沙一方面在长江口南北两岸汇成一片滨海平原,另一方面又在江中点缀着河口沙洲,崇明岛在这种沉浮中成为典型的河口沙洲。从浮出水面到最终形成祖国第三大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唐初武德时期,也就是公元618-626年,在东卜洲(今吕四地区)南部海域,长江口开始涨水,涌出两个沙洲。两大洲一水相隔五十余里,东有大海,西有河流至太仓,南有河流至吴淞港,东南有佘山,西南有河流至嘉定县,西北有狼山。当时名为东沙、西沙,是崇明岛的前身。

1025年,东沙西北继续上升到姚(以姚、刘的祖先命名)与东沙接壤。1101年,三沙崛起于尧流沙西北五十里。元末明初,东沙崩,西沙崩,三沙北升,姚流沙南崩北升,逐渐与三沙相连。此后,直到清初,长江口出现了60个大大小小的沙洲。明末清初,即1644左右,零散的沙洲在升降过程中慢慢上升成块,从东起高头沙,西至平阳沙,成为一个长200华里,宽40华里的大岛。如今的崇明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岛屿,面积1200平方公里,人口近60万。地处长江入海口,东临大海,南与上海嘉定、宝山隔河相望,北与江苏海门、启东接壤。它就像长江入海口的一颗闪亮的珍珠。

在清代光绪撰写的《崇明县志》中,记载了有关崇明东、两耳沙出露于长江口,并在西沙设置崇明镇的地理历史信息:“唐武德年间,吴军以东里海三百余里,两大洲突然泛滥,称为东、西二沙,渐积高广,渔民赖以成天禄。神龙初,崇明镇位于良沙。崇明之名始于此。”

在清代光绪的《崇明县志》中,还介绍了姚和三沙岛的兴衰及其名称的由来:“宋三年,西北一沙续起,东西沙相隔五十余里。姚和刘是第一名,因为他们被命名为姚。建中、郭靖之初,东西两沙崩,东北一沙起,三次后命名三沙。或有朱、陈、张三姓,因三沙之名而居此。”

相传崇明的“三沙”是因江苏句容的朱、陈、张三姓先迁至此而得名。句容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崇明有关的遗迹,如崇明寺、崇明塔等。据清代光绪所撰《句容县志》记载,清代句容县曾以东西街为界,南有华阳镇,北有崇明镇。在崇明民间流传的《蔡氏族谱》也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南宋时期蔡家迁居崇明的历史。

历史上,由于沙洲的频繁涨落,崇明岛在州部、县政府、行政区划等方面屡有变动。据县志记载,崇明于五代初设镇,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在三沙设天赐盐场,迁至通州。元十四年(1277)升为州,建城于、姚,并迁扬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州降为县。此后编制基本不变,先调到扬州,再调到苏州,再调到太仓。民国时期先后隶属江苏南通、松江(占领期间一度划归上海特别市)。解放后调到江苏南通,6月1958+2月1调到上海。崇明岛四面环水,一直靠小船往返于岛内。所以古代崇明的造船业和水运都非常发达。元朝时,崇明与北方有海上贸易。崇明沙船,适合在浅滩、浅滩航行,源于崇明,闻名全国。是中国木帆船四大船系之一。

据清乾隆《崇明县志》记载,“沙船以崇明沙命名。”崇明沙船历史悠久。早在元十三年(1276),崇明、嘉定张宣开通崇明至知谷(今天津)的海运航线时,就已经使用沙船载货了。驳船底浅、宽、平,重心低,舰面建筑物少,受风面积小,航行平稳,靠沙不怕浅滩。该船桅杆多,帆多,帆高,有利于提高速度,弥补船头航行阻力大的不足。两侧装有水瓣(俗称抓头),可以克服逆风航行时因底部吃水浅而漂流的缺点。沙船适应性强,用途广泛。它可以作为渔船和货运。它早已是崇明岛上重要的水上货运工具,也是江浙、山东沿海一带常用的帆船。据统计,清乾隆年间,上海有沙船3500-3600艘,1826年增至5000艘,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当时崇明的舢板制造和航运在国内举足轻重,上海舢板业三分之一由崇明人经营。1872年,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垄断水运,承包商业货物。之后,崇明沙船业终于因货运量不足,缺乏竞争力而开始衰落。

明清时期,崇明岛与南北两岸之间的航行主要依靠渡船。崇明岛的轮渡始于15世纪初或更早,那时船只已经在过太仓和六合。据民国《崇明县志》记载:“官渡始于明朝万历三十一年。知县张设二船,自石桥河至太仓南关,名为昌都,自南洪至,名为端都。”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崇湖与上海之间开通客运航线,崇明岛上最早的港轮港建在南门港。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80年代,崇明共有渡船29艘,其中南岸沿岸渡船12艘,已全部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港口码头。北岸沿河有17渡船,还有5艘渡船。如今,崇明岛拥有密集的水上交通网络,拥有五个客运码头和十个货运港口,从前的小舢板逐渐转变为摩托艇、双体船,甚至气垫船和快艇。“航运三杰”享誉海内外。

古往今来,崇明发达的海运业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人才,其中元代的、明代的沈和近代的陈对中国海运业的贡献最为显著,被后人称为“崇明三杰”。

朱庆(1236—1303)对南北海道的情况非常熟悉,因为他经常出入海上贩卖走私盐,有时还抢劫有钱人家和船只。最多时聚集海盗近千人,船只五百艘,不断骚扰沿海富户,南至通海,北至胶莱(胶东半岛、莱州湾)。他飘忽不定,朝廷很无奈。元十二年(1275),元朝将军吴萌率军南下镇江,在焦山大败宋军。不久,元朝宰相伯颜分兵三路攻打临安(今杭州),命王世强召集海贼。于是,朱庆带兵到了元朝,并被任命为管理千家万户的代理人(武职)。第二年,朱庆奉伯颜之命,将南宋的藏书和典籍从杭州运到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试航成功后,朱庆向朝廷建议通过海路将粮食运往北方。得到批准后,他终于打通了从华南太仓刘家岗经东海、黄海至华北直沽的南北海上水运通道,使之成为元代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为中国古代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朱庆疏浚了娄江至东海的航道,开辟了中国与日本、朝鲜和琉球的贸易之路。朱庆创办海运后,举家迁至太仓,开通了刘家港海上航线,通往直沽。当时太仓刘家港商船很多,贫穷的农村变成了巨大的城市。琉球、日本、朝鲜等国的商船都入港进行贸易,因此刘家港享有“六国码头”的称号。朱庆本人也曾当政一段时间,富可敌国,堪称江南之最。由于朱庆在南征北战、建立和管理海上交通等方面对元朝统一全国的贡献,元大德四年(1300),升任江南行省左丞,掌管元朝漕运大权。1303年,朱庆被诬陷杀害。

沈(1594—1647)为人慷慨节俭,崇尚侠义。明朝末年,全国各地战乱不断,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水运经常受阻。沈上奏朝廷,建议恢复开创的海上水运,从太仓六合调水到天津更方便、更便宜。他还赠送了五册《航海书》和《航海图》,自带小船,自己尝试航运,获得成功。从此,“南粮北运”开始沿着这条海上航线航行。1642年,清太宗率军南侵,驻守松山(辽宁进贤县)的明军紧急被困。明代救急部大夫沈筹划粮草救应前线。沈亲自率领运粮船,从太仓六合出发,夜以继日地工作,半个月内圆满完成了任务。1643年,漕运总督史可法赞助沈为光禄寺邵青。崇祯皇帝也很重视沈。他曾说:“为官如沈,何以天下难治!”1644年,明朝灭亡。沈响应南明政权的诏书,灭家聚船,向长江下游进发,阻止清军南下。1647年,沈与张明真、等著名反清将领从舟山基地出发,率领舟师沿江而下,夺取江南失地。在绿源、浮山等地,与清军激战四昼夜,沉重打击了清军。14年4月1日晚,风很大,沈的战船倾覆,将士伤亡惨重。其余战船漂流搁浅在徐六泾,被清军包围。清兵高呼:“剃头投降者免死!”有人劝沈投降逃跑。沈懿厉声答道:“我是明朝的钦差大臣,没骨气不能死!”最后,他和他的700人被清军俘虏,送到苏州。清朝总督涂多次向洪承畴和周亮公投降。沈义正词严:“为国捐躯,死而无憾!”死不屈,死从容。

陈(1891—1953),又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航海人物。在漫长的航海生涯中,陈练就了高超的航海技术。1914毕业于同里商船学院。当时中国的海洋主权由英国控制,中国人只能在远洋船上做水手等苦力,而外国人则担任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等重要职务。陈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他下定决心要在航海界为国人争得一席之地,于是刻苦学习,通过实践熟悉了航道,终于在航海界崭露头角。1921年,他凭借高超的航海技术和专业知识,突破了控制中国海权的洋人的阻挠,成为“李晟”号船长,成为中国第一位中国船长,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洋人控制和垄断外国船舶在中国的航海权的局面。1924年,陈升任肇兴船务公司总船长,掌管30多艘船,成为中国第一个担任总船长的人。陈深知中国人民获得这种待遇来之不易,所以在他任职期间,特别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引进中国水兵。1926年,为维护我国海员利益,争取航海自主权,陈成立了中国商船海员协会,并当选为协会会长。1929被中国总商会推荐作为中国代表参加第十三届专门讨论国际海事问题的国际劳工大会。他在会上提出了“改善海员待遇,各成员国必须相互尊重对领海和内河的海洋主权”的主张,起到了揭露和抗议帝国主义侵犯中国领土权利的作用,充分体现了陈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愤然辞职,以维护民族气节。汪伪交通部以优厚的报酬邀请他担任航政局长。他回答说:“人的寿命不超过一百年。宁穷不朽,不富成名。”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重新投身航海事业。陈一生致力于家乡航运事业的发展。他亲自设计、监造了“天赐轮”等船舶,并于1946创办了“惠崇”轮船公司。

具有海岛元素的民居

崇明曾经属于长江以北的通州、扬州,长江以南的苏州、太仓。原住居民多来自淮浙、句容一带,风俗习惯受各地影响较大,故与江南、江北民俗杂糅。再加上三面环河,一面临海的环境制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促成了岛上民俗的积淀,逐渐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海岛特色。龚雪崇明尊经阁和崇圣寺的“崇明民俗”展示,以大量实物和真实场景艺术地展示了老崇明岛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画面,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崇明岛的历史风情,其中崇明的民居最具特色。

历史上,崇明岛长期与海外隔绝。为了防范小偷,居民们过去住在同一个家庭里,组成自己的房子。在旧社会,穷人家多住在芦苇筐搭成的圆形窑洞里,家境好一点的住在草房里,更好的住在芦苇墙、砖墙的半瓦房里(椽子上铺芦苇筐,椽子上铺瓦),纯砖房不多。建筑结构可分为三类(三梁等)、五类、七类、九类。大多数房子都在南面,其次是东面。房子的布局是之字形、转角、三翼、三入口、两中心的形式。一般有五室七室,中间有一主室,俗称“前室”,为同屋亲戚所有;前傣正面相对两侧为厢房,与两厢房相连,建有与前傣平行的前傣,形成四厢房;前台中间是大厅,或者外门,两边是书房;如果往前走,建一个厢房和一个外厅,就成了里外两个墙门的“三进两心”;厕所一般建在房屋的东北角或西南角。农家多环房开沟种荆棘,称为“房沟”。沟里养鱼,沟上造桥,沟旁种果树、榆树、柳树,屋后种竹子,最外层围杨树。经过这样的处理,一个普通的农家乐就像被青山绿水环绕,味道独特,地方特色浓厚。据史料记载,过去在崇明农村,“耕者自中田,围以沟渠,植以竹木,成其本村。”“崇明民俗”展展出的民居模型是老崇明农村典型的四进三院式民居建筑,也就是俗称的“四堂屋沟”。

过去崇明公馆的厅堂,一般都是用各种老式家具摆设,主要有匾额、对联、斜桌、方桌、太师椅、茶几等。在“崇明民俗”展的“厅”景里,有一块名为“怡情堂”的牌匾,是清末状元张謇为崇明著名爱国人士蔡深福先生题写的。

展览中还有普通人家的厨房、卧室、书房。日常用具丰富多样,既能让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大饱眼福,增长见识,又能让在农村长大的长辈想起过去的生活,甚至让晚辈知道父母和爷爷奶奶过去的生活环境。其中,厨房里陈列着传统的两眼七星灶、灶壁画和烟囱。灶具有壶、盖、汤罐、雕版、勺、铲、井圈、水桶等井具,还有小方桌、裙、压凳、饼模、茶盖、桶、油灯等。卧室用格子木门装饰,展示崇明传统暖床,三腰老新娘衣柜,还有衣柜,镜桌,官箱,衣架,梳妆盒,钱箱,方凳,灯,手炉,脚凳,脸盆,木架,洗手桶,马桶,卫生纸桶,卫生纸桶,马桶。书房内有画案、椅子、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线装书盒、笔筒、试验盒、砚木盘、水壶、笔筒、镇纸、仿古书架。

镌刻着水乡韵味的版画

“黄皮墨版画展览室”设在龚雪崇明县仪器门。1996黄皮墨先生从自己50多年创作的数百幅版画中,精选出60幅,捐赠给崇明县博物馆。当年9月16日,在博物馆举办“黄皮墨版画捐赠仪式暨25次展览”开幕式,表达对桑梓的热爱,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文化建设。2002年,“黄皮墨版画画廊”正式对外开放。

黄皮墨先生是我国著名版画家,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版画家。他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水印木刻个展的画家,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台湾水印木刻个展和第一个在日本举办的水印木刻个展的画家。黄皮墨,1925,崇明人。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版画家协会副会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40年代至50年代主要从事黑白木刻和油印木刻,60年代起专门从事水印木刻。

作为一名优秀且多产的版画家,黄皮墨先生的艺术之花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大海、渔村和水乡是他最初的生活摇篮,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60年代,他走遍全国,在黄海之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生活,先后到福建、浙江、广西、四川等地写生、绘画,开阔了视野,激发他创作出时代感强、生活气息浓的名作。比如他60年代的《黄海之渔》、70年代的《悠悠历史》、80年代的《春风》、《江南春水》等作品,都代表了他的水印木刻在创新发展上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达到了融新机而造新的地步。

黄皮墨的版画很抒情。无论是险峻挺拔的群山,还是波澜壮阔的万里大海;无论是美丽的江南水乡,还是沸腾的工地,画家深沉的爱和内心都倾注其中。黄皮墨先生几十年来一直以一颗火热的童心表达对人民、对祖国、对时代的感情。他的作品情感饱满,突破了时空的束缚,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欣赏画家所描绘的优雅美丽的江南画卷,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版画不仅是在讴歌大自然的山川、人民的生活和祖国的建设,也是黄皮墨先生作为艺术家一生追求真善美的真实写照。

黄皮墨先生擅长将中国画精神融入版画本体。他在严格把握版画结构的同时,大胆设色,摒弃线条,注重色块的组合和色调之间的联系,创造性地发挥版画的色彩语言。所以他的作品妆容丰富,明艳清新,让人看后心旷神怡。同时,画家还巧妙地借鉴了西方绘画中善于表现光、色、质的技法,充分吸收其丰富的养分,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充分运用干湿、明暗、虚实的对比手法,使作品既有清新润泽的写意,又有版画刀功的明快浑厚之美;既能刻画人物特写,又能驾驭生活场景的复杂构图,用全新的版画艺术语言表现生活,创造意境。所以他的作品气势大,容量广,构图新,结构重,刻工精细,有韵味,耐读。

黄皮墨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春风》《江南春水》《太湖水村》,取材于江南水乡的真实生活场景,画面充满了丰富的生活容量,但又不局限于复制某一个场景。画家运用时空转换的方法,使自己对江南渔村生活的整体印象艺术再现。作品的开篇和结尾构图新颖独特,白墙黑瓦相映,虚实浓淡,宁静而富有节奏,统一的变化又充满活力,以生命气息的巨大张力拨动读者的心弦,使人的心灵敞开而放松。此外,他对点、景、人、物的描写也很讲究。在这部作品中,画面上有100多个姿态各异的人,微妙而耐人寻味。作品通过大尺度的场景、全景构图、稳重的基调和现代的景物特征,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展现了他驾驭大尺度场景的高超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