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编年史的原始文本
家里的藏书每年都有变化，但只有一册，就是俗称“皇历”的历书。他们只能从书中的图片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以此来预测当年的天气。至于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发生的日子和时间，编者未能画成图像，自然无法辨认。直到上了小学，家里最后两代人的困惑才解除，“皇历”才得到充分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杂院，一个小学生是知识分子。比如同院的黄包车夫郝大爷，孩子多，想“邀会”(穷人之间的经济互助活动，但要付利息)，就找到我，让我帮他起草一份“邀会”的“通知”，包括我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活动，我要做什么。那时候我最多还没上初三，怎么会写！但郝大爷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于是我拿着毛笔和墨盒，倒在了老郝叔的炕上。家里没有书桌，炕上只有一个席子，又硬又平。在上面写字很方便。于是他说我写，不一会儿，我就写好了。然后我复印了几份，分别发了出去。“凡写竹帛者，皆文学”，说到文学的定义，有这样一句话。那么，我为老郝叔叔起草的这份《通知》无疑是一部终身文学，更何况是散发出版的！郝大爷的这篇好文章我一个字也记不住，心口不一。老郝叔已经死了。他没有纪念碑，没有坟墓，所有的辛苦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立刻就消失了。但是对于郝叔叔，我是忘不了的。总觉得能为他做点什么才安心。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阅读习惯总是通过熏陶逐渐养成的，这就需要稍微好一点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我生活的杂校教会了我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但在培养阅读习惯方面，也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环境。我只上学到初中，功课不好。虽然看了《苦孩子的辛苦》，但是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道略复杂的算术题，我屏住呼吸，能去找谁？杂院没有这样的老师。后来喜欢上了读书，因为有幸认识了很多校内外的良师益友。
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开始叫我接近文艺。
有一次，一个很近视，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到他的宿舍，给我们读《邪恶的黑手》。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是书，光线很暗，他需要把诗词放在靠近鼻尖的地方阅读。他声音不大，也没有手势。他读得很慢，但很感人。长大后，我再也没有读过这首诗，但它给我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老师很快就消失了。当时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让几个孩子听这首诗？我还是不明白。每当我经过孔德的旧址时，我经常想起他。我一直认为他不是诗人就是革命家，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遇见他。
还有一位美术老师，魏天林先生。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他的价值。
孔德学校有艺术教室，小学部和中学部共用。所有的学生，无论大小，都要站在画架前上美术课。一、铅笔画，铅笔要“6B”，还要带橡皮擦。后来我学会了用炭条画画，花了不少钱。当我向家里要钱的时候，我已经瞥见了大人的脸色。当我得知炭画不能用橡胶，必须用烤面包时，我害怕回家谈这件事。记不清是我没有亲自学过木炭画，还是魏老师改变了教学方法。反正这个阶段也不长，后来就改画水彩画了。不管我能不能买得起炭条和面包，我都支持魏先生的做法，让孩子过一两年再试试。
魏老师还有一个教学方法，我们当时很喜欢。起初，我画静物，画小瓶子和罐子。过了一会儿，他叫我们去户外，先画校园，然后去东华门外的桐梓河。孩子们非常乐意出去画画。我们画画，魏先生跟着，他好像很开心。在一张素描里，我画的地方前面有很多槐树，后面是一排矮松，然后是爬山虎满墙。那时候我只知道要把看到的一切都画出来，却不懂空、实、稀、秘等许多深刻的道理！结果我的画里全是绿树、藤蔓、树叶、茎干，简直绿得像只蜜蜂。谁知此时魏先生正站在我身后，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绿色作品，微笑着称赞我。夸我的到底是什么？有几幅好画。还是你有足够的勇气去画任何东西？还是根本不是赞美，而是对失败者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没想那么多。反正被老师表扬了，感觉很棒，非要画。
从那以后，我对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几乎延续到了初中一年级。
至于卫天麟先生，我没想到他会写这篇文章。早了十年。当时首都剧场附近贴了一段时间所谓“揭露”魏先生“罪行”的东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都学会了一个技能，那就是通过骂人的话来看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正是从那些印刷品中，我才知道，是这样一位伟人，第一次带领我接近了艺术，我不禁感到骄傲。
两年前美术馆办了一个王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老公的自画像前站了很久。他没有把自己涂得五颜六色，却和他教我们的时候一样平凡。不知道艺术界怎么评价他。我只是认为他是一个沉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美丽的种子。而美育，我认为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我从十五岁开始就不能去上学了。
我的学校是我家提供的。那时候我奶奶已经去世了，只剩下我和我妈。我们的一些家庭给我们一些钱来补充食物和饮料；有的给我们一间房住；有些更灵活，当我们缺少食物时会告诉我们。我们去他家，加两双筷子总是可以的。而且有专门的学校给我一年两次学费。在我十五岁之前，我接受了这样一种“集体训练”。然而，那年冬天，这家人来到了我妈家和我家。
“你在干什么？”他问。
“文淑，准备寒假考试。”我回答。
“不考了。现在大家都不富裕，你也不年轻了，出去找点事做。”
我沉默了，我妈也无语了。吃人嘴短，我还能说什么？于是我合上笔记本和书本，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候很难。我想先买些“简历片”填一下，然后让家里亲戚四面八方想办法，提交上去。回声，大多不是，但要等。母子俩茫然地等待着，等待着一个谁都不愿去想的模糊的未来。
迷迷糊糊的还有事做。继承你妈的生意，去当当。每天比上学晚一点，我就拎着包去当铺，钱一出来就直接去粮店买菜。家庭背景单薄，赚的钱只够一天的“嚼包”。方案是:一斤面，几个菜，剩下的给点油盐。来不及了，就去赌了一个小赌。那比典当行低，所以是要求更高的行当。他们是“方便”穷人的，可以拿当铺老板的“当铺老板”而不是收实物。没办法再赌了，还是有办法再找个“鼓手”把“赌票”卖了。卖起来更“方便”。每天胡同里清脆的鼓声不绝于耳，喊一声就可以交易。虽然手续并不复杂，但我和妈妈可以在一个小房间里逐渐展现出空旷，离郝叔叔家更近。或者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或者说生活是由很多“意外”造就的。退学后，在“一卒两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辅仁大学中文系，做了一段时间一文不名的大学生。那是因为有几个好朋友住在我们附近。他们比我大，都是那所高等学府的学生。他们同情我的处境，就把我混进辅仁大学。是好事，但是进校门的第一天，我就浑身不舒服。我的眼睛只敢看地板和楼梯。进教室之前好像走了很长一段路。教室里的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坐好了，只有我站在一边，这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我真的很想转身，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自由”的生活。我的热心朋友去找他的几个同学。他们聊了一会儿后，他指着一个空座位对我说:“今天你应该先坐在这里。”所以我坐了下来。我想，明天我该坐在哪里？果然第二天换了个地方。之后的每一天，先是我不自在的进教室，然后他们像往常一样叽叽喳喳的聊一会儿，然后给我指一个住的地方。
即便如此，上课仍然让我着迷。辛弃疾。从他们精彩的讲解中，我可以领略到这些大诗人的妙处:他们可以用婉约平易的文字表达出忧国爱国的深情甚至豪情。多么美丽，多么精致，我们祖国的语言！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只要安排得当，它能表达出你内心最细微的情绪！
虽然上课很有趣，很吸引人，但是内心的恐惧并不容易消除。时间久了，我才知道，高等院校的教授不点名。学生有固定座位，点名只能在窗外。如果座位是空的，他会画“旷课”，只要座位上有人坐，不管是谁，他都会画“到”。我之所以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每天都要换座位，是因为每天总有人旷课。但那时候，我被讲座迷住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谁知道那些花了钱的同学什么时候会突然闯进教室把我赶走？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小偷，觉得自己是个偷知识的人。
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工作。那时候我才十六岁，我的同事，比我大一倍，大部分都是翻了四倍以上的老男人。他们和我无话可说，我只能用沉默回应。虽然有事业，但不足以维持生计，未来依然茫然。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电线杆上的招聘广告中，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我工作的地方附近，有一个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会有一个法语研究班，每天晚上会有两节法语课。一个“汉学”，一个“法语”，再加上一个夜校，这对我来说是天赐良机。所以我去报名了。口试结束后，我说了我对“国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通知我被录取了。从此，我进入了另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
这所夜校简直是法国文学的殿堂。第一年，像往常一样，我从字母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莫里哀和雨果出现在第二年的选集里。依次往下读，最后一年，在19的末尾读散文和诗歌。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很认真。以至于在课堂上，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优雅”了。然而，课前课后，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过着我的“俗人”生活。
我当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都要走过北海大桥才能到东四附近的工作地点。通常我只带一份午餐，但也只是一个馒头和一个配菜。当你到了夜校，你需要带晚餐。把窝窝头带进法国文学的殿堂是非常不协调的，更何况“殿堂”只烧暖气不生火。冬天暖气烤不了包子，冷饭总是难受。好在“宫”外的院子里有个小厕所。为了防止下水道结冰，里面有一个炉子。所以这个厕所成了我的餐厅。把馒头掰成几块，烤好后吃，暖暖的，让我感受到了面条原本的香甜。甜蜜过后，我去上课，听菩提树夜莺之类的诗。下课后，我又要走回家。晚上又高又冷，静得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边走边背，路成了我最好的热身场所。早上上班也是如此。把生词写在小纸片上，一看就能背一会儿，不会出交通事故。根据我当时的经验，从西单到东四，我至少能背四五个单词。
“蓬蓬中，不忍则直；白沙在涅槃，与之黑。”真心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觉得亲切。我很庆幸在这么糟糕的政治体制下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好朋友。他们开导了我，教会了我书的价值，让我没有乱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