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解释北方比南方冷？
开合的记录，有规律的暴风雨，对桃花、梅花和候鸟的观察，都始于这一时期。陆的《春秋》、夏的《郑潇》和《礼记·月令》虽然是秦汉时期的著作，但它们仍然是世界上最早的物候学著作。自西汉以来，我们的气候知识逐渐积累和增多，这种浩瀚而丰富的经验流传下来，成为民间的气象歌词，如“日出不出门，暮行千里”等谚语。在文人手中，他们引入了诗歌，比如苏东坡的诗“黄梅雨三点断，万里先来海”。中国当地的天气歌谣和谚语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了解，其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朱炳海先生过去曾收集过当地的天气歌曲，并制成专书，但他收集到的只是一部分。总的来说，从西汉开始，我们的气象知识从三个方面发展:(1)观测范围的普及和深化。(2)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3)天气中各种现象的理论解释。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的祖先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直到明朝初年，也就是15世纪的时代，我们对气象学的认识在很多地方都是超越西方国家的。
(1)在《史记·天官书》中，气象学和天文学被混淆了。自西汉以来，对干旱、洪水、严寒、霜雪、冰雹等特殊气候的记载不仅持续增加，而且记载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此类记载的细节也很不一致。在各个时代，都城所在的地区总是特别受关注，比如东汉的河南，唐代的关中，南宋的浙江，气候记录都特别详细。从这样的记录来判断1800年东汉到明清的气候变化有很多问题。然而，如果处理和选择得当，它仍然可以作为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南宋，都城在杭州。从高宗绍兴五年(1131)到李宗丁敬五年(1264)，杭州晚春有41场雪。从这个记录中，对比杭州春季最后一场雪的日期，也就是春季最后一场雪的日期，我们可以推断，南宋的春季降雪比近几年晚了两周，但与上海的最后一场雪接近。也就是说，在12和13世纪，杭州的春天比现在冷了一摄氏度。在我们的史书和地方志中，古代气候记录的丰富程度是世界各国无法比拟的。到了明清时期，天气记录更加详细。北平故宫的档案原来有北京、江宁、苏杭等地的雨阳记录，其中最古老的记录是北京的。从雍正二年(1724)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180年，每次雨雪都有日月之时，可惜没有大小。
(2)在气象仪器方面，雨量计和风力信号系统是中国人发明的，远早于西方国家。《后汉书·张衡造杨嘉元年(132)候风地动仪》中的张衡传，在《后汉书》中，只提到了地动仪的构造，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候风仪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人怀疑地动仪是仪器，其实不是。《三辅黄图》是后汉或魏晋时人所作。书中说:“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米，上有天仪，为张衡所制。又有风，风在动。“这是明冯明祥吴桐部的另一个文书。汉代虽不知其制作方法，但据《观象戏詹》一书记载:“风在何处候，必在高远处。竖起一根五英尺长的杆子。在竿头做个菜，顶上做三脚，两脚立在外面，一脚扎下来往里转，风来了就转，回头看，口里捧着花，花拿着。“由此可见，张衡的《等风》与《西楼待鸡》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的候鸡开始记载于12世纪，比张衡记载的晚1000年。雨量计也是中国最早的应用。宋和秦合写的《几书九章》中有一个计算雨量器体积的计算问题。到明朝永乐末年(1424)，全国各郡都被要求上报降雨量。当时各郡都发雨量计，一直发给朝鲜。朝鲜的文选编制中，有一段是关于明代的雨量计系统的，总长1尺5寸，圆直径7寸。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向国内郡县和朝鲜发放雨量计。日本人和田先后在大邱和仁川发现了庚寅年(1770)赏赐给朝鲜的雨量计。它高1英尺，宽8英寸，上面有一个由黄铜制成的刻度，用来测量降雨量。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雨量计，西方直到17世纪才开始使用。
(3)气象民谣应视为气象学中的感性知识。要得到对天气现象的合理解释，必须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比如毛主席《实践论》中说:“要对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思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努力，产生系统的概念和理论”，这在古代气象知识中尤为重要。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帝的地位是代天行事，所以每当遇到水旱灾害，皇帝都想通过祈祷或者做点别的事情来改变天气。东汉王充第一个指出这种唯心主义的不可靠性。他在《论衡·余明篇》中举了许多例子。他的结论是:“人不能用行动去感受天空，天空要回应没有伴随的人。”雷、电、冰、冰雹是空中最恐怖的现象，很多人认为是空中的雷神或者龙王在作祟。王充在《论衡》中发表的《与》两篇文章，彻底揭露了这种迷信，并使雷事业符合现代理论。他说:“雷是太阳激出来的，怎么会清楚呢？正月太阳移动，所以正月开始打雷。五月阳光明媚，五月的荀蕾也是如此。秋冬阳光，所以秋冬雷潜。”王充是唯物主义者，他的革命思想应该会对中国的科学产生发酵作用，就像西方15世纪哥白尼推翻太阳绕地球转的理论一样。可惜他对孔孟的批判不仅是封建帝王的禁忌，也得罪了当时的文人。所以他的理论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到了宋代，气象学理论受到了一点关注。北宋的沈括对天气预报非常用心。据孟茜·毕坦说，他对天气的预测非常准确，这一点受到宋神宗的高度重视。他出国旅行时，五点钟就起床了。他看了看周围明亮的星星和月亮，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然后他出发了。直到中午，即使我留下来。这样的风暴很少。时至今日，四川、贵州等地乡镇的客栈门前，写在纸灯笼上的对联，上面写着“趁早别走，鸡鸣早看天”，仍然是沈括的遗风。沈括解释彩虹说:“彩虹，雨中的日影，阳光雨露，即其存在。”可惜他当时不知道有折射。南宋朱比沈括更重视性与雨之理。《朱子语录》说:“蒸即雨，似米甑，其汽沉郁而滴。气体被蒸汽化，变成雾。电饭锅不盖，其气散而不收。”这是一个很浅薄的比喻。一旦说出，就很容易知道。就像地球绕太阳转一样，现在妇孺皆知，但以古代的知识水平，要创造出这种解释并不容易。
从明初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被八股文所困扰和束缚，对气象理论毫无建树。西方是在明朝后期，因为伽利略和他的门徒发明了温度计和气压计，以及其他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气象学才逐渐被确立为一门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