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古希伯来语。

文章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作者:苏三

一、从“从西方说”开始

要想真正搞清楚汉字在中国的起源，首先要打破一切思想壁垒，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所谓“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据说到今天为止，中国文字的起源还没有定论，但实际上毫无头绪。我认为所有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论”误导了，所以拖了100多年也没有头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独论”的阴影下在中国徘徊，至少近几十年是这样。如果我们愿意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都会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起源或消亡，所以任何有支持“从西方说”嫌疑的言论或发现都会显得与世界为敌，汉字的起源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认为，对“从西方来说”的新认识和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钥匙。否则永远无法揭示汉字的起源。

考古学对中国来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历史不到100年。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创立的，他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预示着其他的东西。中国的历史与西方人联系如此紧密。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点，正式提出了“从西说”的概念。这发生在80多年前。需要指出的是，《从西方说》中的“西方”概念与今天的“西方”概念毫无关系。它指的是地理上的“西”，特指中亚和西亚。

史前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更新，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推翻和改写是很正常的。《从西说》也面临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可能涉及中国人情感的“谈西方”研究，恰好遇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个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论“西方”的时代，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谈论西方”在70年代意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文明起源独立论”。

诚然，“独立”论不无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以相互印证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似乎在做A=B，于是就出现了B=A，B=A=C=D的一系列封闭博弈，而晕头转向的中国学者居然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应该在这A， b、c .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晚于西方的前提，也不看中国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量无法解释的证据，“独立论”就这样“定论”了。 没人知道是怎么决定的，谁决定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概是旧时代最常见的说法了。

应该说，这种“西来之说”走不掉，有考古、历史的内在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在原因。但是，它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中国学术界草率地制造了“中国文明独立”的理论，并灌输给所有中国人。如果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多元论者”，不要搞错了。他指的是中国的“多元论”，如西北论、黄河论、长江论、东西论等，与中国部分自生、文明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多元论”并不相同。在中国，任何大规模的对文明起源的公开探索都被这个“结论”无形中压制了，或者说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探索，否则就会被视为歪门邪道。

殷墟墓中的玉器来自新疆喀喇昆仑山，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大胆的探索，因为他们的观点几乎越界到了“从西方说”所指的中亚。今天普遍认为新疆在商代确实与中原有关，因为那些玉石清楚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量了一下，新疆到中国腹地的距离和新疆到埃及罗马的距离基本相同。而且从地理和气候条件来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加艰难。这些情况说明了很多问题。如果我不能证明商朝和古埃及有直接联系，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殷商人通过在新疆的交流，和古埃及的联系根本不是问题。换句话说，新疆人和古埃及人有接触是肯定的。而且考古发现表明，古代新疆人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北币，远到新疆人可以去中东任何一个地方。

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说:“除了中国传统历史观和中原民族主义的影响，考古材料的变化是对中国古代文明解释发生变化的更直接原因。所有的解释都必须随着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广智先生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过去的考古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基于旧材料的假说一定会崩溃”。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是如此。”我觉得这个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旧材料假说崩溃”的时候，因为从30多年前否定“西方理论”到今天，已经积累得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很多不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论”，但他们小心翼翼、刻意回避可能得到“西方”支持的材料，或者给我找到一些“西方”的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几乎都避而不谈种族。

2.两个阶段和分层

我认为中国的史前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起源于6000年至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起源于大约4000年前的夏商周文化。之所以把重点放在这两个阶段，是因为它们的特点很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之间的联系大约是在四千年前。又因为他们本身来自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中东，所以可以说是紧密相连，几乎密不可分。偶尔有人甚至说有直接继承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主要是半坡的双鱼。其发展区域主要在我国西北地区，分布在青海、甘肃、陕西以及山西、河南部分省份，发展趋势明显由西向东南方倾斜。其来源渠道可考虑从新疆进入或从南亚穿越青藏高原至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大概来源于天文学上对双鱼的崇拜。双鱼座与节气春分关系密切。

仰韶时期应主要考虑中东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以干青和半坡彩陶上面的符号为主。梁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之外，主要的特点是许多点状符号的排列。中国古代的几种牌，比如牌九上的黑红点排列，麻将上的“鼓牌”符号，都可以认为是某种传承。相关研究者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牌九这种似乎只存在于中国传统中的古老赌博工具，在也门等靠近两河的阿拉伯半岛的民间依然存在。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古埃及其他方面的情况。陕西以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由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形体，应与两河流域后期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楔形文字相比较。当然，因为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也有可能仰韶文化中大量的三角形只是对双鱼座天象的双重描述。三角形和六边形是双鱼座的象征，双鱼座常被抽象成类似“H”的形状，以示“西鱼”和“北鱼”的联系。此图见于仰韶彩陶(有图)。在最近的人口普查中，据说中国人姓“H”。如果有可能的话，追查他们的民族血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多专家在彩陶上的符号上做了“鱼”和“三角符号”的过渡关系，我也认为两者之间有这样的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是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都沿袭了这一传统。曾经在正统历史读本中流行的“中国的万字来自佛教”的结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卍字，这是太阳崇拜的痕迹。在古代中国，不仅有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还有太阳符号的各种其他变体。这种崇拜不仅出现在中国的仰韶文化中，而且出现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

而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特点是青铜器和玉雕都很好，陶器却不是他们的专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两河流域虽然在大约5000年前就有青铜器，但是因为石头的缺乏，他们的玉器和青铜器工艺的发展都停止了，陶器成为第一个出类拔萃的，这也象征着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两个地区的陶器是如此的相似，从造型到色彩再到花纹。虽然夏商周时期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可以明显看出它们与仰韶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在制陶上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的发掘来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即彩陶)，纹饰也完全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该集中在北非，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也不排除像仰韶人一样来自西方的可能，因为“玉道”的探索似乎已经解释了这种可能性。但是，也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可能性。比如殷人大概是从海上过来，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起来，开始攻击夏人。也有可能是夏从西方进入，后来夏、商、东在中原合并。很多专家都提到，中国几个文化层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种“叔侄关系”，既有统一，又有区别。这一特点可以从对中东几个地区关系的解读中得到启发，尤其是我的拙作《先东后东》中的暗示。尽管它没有准确描述历史的再现，但这种复杂的关系与中国复杂的文化关系有着恰当的类比。夏商周时期器皿上的宗教符号与古埃及明显一致。除了对太阳的崇拜，牛、羊、兽、鸟、蛇是古埃及和夏商周时期都崇拜的神。

如果说后来的12星座的起源和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那么以双鱼座为代表的12星座体系很有可能在华夏三代转化为12星座。如果是这样，说明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终于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这种文化转型也符合中东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在大约4000年前让位于古埃及最强大的古代文明。至少在4000年前，两河流域就存在12星座的星象。它的运行符号和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也叫摩羯座)、射手座、白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日-3月20日)。中国12生肖为:子鼠、丑牛、银虎、毛兔、陈龙、四社、五马、未央、神猴、酉酉鸡、狗、亥猪。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有着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另外，这个12属于所有陆生动物(包括蛇、龙等两栖动物)；双鱼座、水瓶座等象征两河的符号已经完全淡出主流社会。自夏商周以来，中国人不再像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壮丽。其实这也可能反映了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废弃，说明人类大规模的全球迁徙基本接近尾声，各个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基本到位。上述两种体系的特征在仰韶文化和三代中都有所表现，可见古代彩陶和礼器的雕刻符号与天文和信仰体系密切相关。

迁到河南腹地的商朝和临海的山东之间有着种种神秘的联系。“东夷”的“夷”尤其可疑，与“埃”的“埃”有可疑联系。同时，戎、狄、满、夷的其他三个方面也与族源密切相关。甚至我们能把中国古代的这四个民族划分和今天众所周知的民族划分大致对应起来吗？如果易是黄种蒙古人，狄是白种人，容是红人，他可以是黑种人。当然这种划分是主观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区别一定主要和种族有关，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容人与夏的联系，只是说明他们可能来自西方，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商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族源联系。一般来说“易”字是“从弓”，但我觉得可疑的解释是“从蛇”。无论古埃及还是中国，都有蛇缠绕人或太阳的图案，都称之为“也”。“东夷”是人们来到中原后对他们的称呼，但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人曾经在3900年左右到达美洲，后来有些人因为某种原因回到中国，定居在山东这里，所以似乎也符合“东夷”的含义。

无论如何，夏商周最终与仰韶文明融为一体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友谊还是战争。简而言之，中国人出生在这两个文明上。中华民族的文明，就像文字一样，不是完全的复制，而是一个逐渐接受和融合的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带有鲜明色彩的文明体系。可以说它们在中国既有传承又有原创。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3.写作的过程。

从两河流域到红海沿岸，乃至地中海东部，都处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中，彼此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来自两个流域。所以，在中国找到仰韶文化与夏商周文化的联系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承认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这就构成了意义。同时，虽然夏商周之间还有更进一步的关系，但不难看出，这些家族原本属于一个大家族，后来却分成了几个小家族。他们之间有些说不清的恩怨，说到时间顺序，也有一定的分歧和对立，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现存的仰韶彩陶来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图、彩陶、楔形文字)关系密切。但大部分符号应该被看作是文字或符号的艺术处理或变异，而不是直接的文字。大量的鱼图腾说明这个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属于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中很少有鱼崇拜(但犹太文化中不一定没有鱼崇拜)。我一直找不到双鱼座在中国西部流行崇拜的依据。有一天，我登上了一个介绍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美国英文网站，在他们的主页上，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是非典型的或者没有根据的话，这个网站是不会选择双鱼座作为两河流域人民的首要象征的。(附照片)

(插图)占星术中九星的符号。上面的顺序是太阳、月亮、水星、金星和火星，下面的顺序是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不难看出它们与象形文字的联系。太阳和月亮都在其中，而不是严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说明这个观测系统是“古老的”，而月亮这个卫星因为亮度排在第二位，显然更能说明其系统的独创性。占星术的源头就在两河流域。目前，这方面的证据可以在4000年前左右找到，发达的天文学是其理论基础。

在古代，希腊和中国地区的陶瓷上的装饰图案是不同的，这表明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一些差异。当今世界各大宗教大多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动物和人类作为装饰出现在他们的物品上，所以他们的艺术家只能在植物和几何图案上发展。我觉得这些宗教思想在古代的一些部落中应该是存在的，也影响了来中国的人，使他们的主要器皿避免了动物的出现，而只有线条和几何图案。但由于偏向一端，这些陶艺家们将这些几何图案做得非常完美，以至于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些作品时，都惊叹于其精美的几何图案。我说的陶器显然是指距今4000年左右的彩陶文化，以青海和甘肃南部为代表。人们经常会对精美的设计感到惊讶，并突然问:为什么这些巧妙的工匠不描述动物和人？今天，阿拉伯人的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仍然坚持只画几何图形和植物叶子的习惯。他们拒绝任何偶像崇拜，拒绝让动物出现在他们的物品和建筑上。不过，集中在陕西半坡的陶盆表面的鱼纹似乎是个例外。但动物图案的减少可以理解为禁止，逐渐只能描述几何和植物图案。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域的差异，比如半坡和干青还是因为地域跨度的原因有所不同。

夏商周文化的头部是夏文化，考古发现的符号主要是“眼睛”和一些类似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象征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有两条著名的线索。一个是女神哈特尔，她是太阳神的眼睛，她经常表现得像一头牛。另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荷鲁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荷鲁斯之眼”神话。这两个关于眼睛的神话对古埃及影响深远。眼睛符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用途就是作为护身符。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认为他们是荷鲁斯在地球上的再现。这一文化特征也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起源问题，因为也有大量的“眼”符号，所以无论三星堆起源于山东还是商朝，其原始文明根源应该还是在中东。

夏文化应该和商贾有更多的接触，无论是从器物的形制和质地，还是从其他一些痕迹来看。但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相似性也很令人困惑，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几乎采用了同一个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和“三代文明”的明显过渡，夏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天兼具这两个特点，所以我们把它的起源放在地中海东部似乎是最合适的。用《走向东方》一书中的“夏甲”来解释这一现象最为方便:就丈夫的男性家族而言，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部。但由于“夏甲”本身作为埃及人的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具有几种文化特征。但总的来说，夏更倾向于“三代人”的* * *特征。

按照正统说法，腓尼基文字应该在3800年前左右就已经成熟，所以夏末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在逻辑上是可以解释的。一个人物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大概是几百年的长期孵化，不同地域的人同时加入这个孵化过程也不是不可能。至少我们可以从半坡、夏、腓尼基同时出现了* * *的象征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的吗？为什么不能猜测腓尼基字母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半坡或者夏文化发展而来的？这要看考古证据，最早发现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发源地。但是，我认为毫无疑问，腓尼基人最终成熟了这种文字。我们能怀疑的只是这些信的出处。

4000年前成熟的文字体系在中国还没有找到，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处于相对落后的时期，中东几个地区的文字其实和他们的文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人也发展出自己的语言，说明他们曾经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不应该真正成型于商代之外。当然也可以说是从半坡时期开始的，那些陶器上的符号可以称之为中国汉字的起源和雏形。但不能超过5000年，定在4000年左右比较合理。

中国真正强大的“国”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书写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但语言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发展。在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有着与众不同的象形文字，与古埃及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这似乎削弱了他们来自美国的可能性。但是，把山东看作是古埃及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中转站是值得的，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重新考虑的疑点。大汶口的埃及象形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线索。

实际上，夏商周对“尧舜文化”的取代，意味着金属时代的到来和陶器时代的取代。生产工具的改变加速了整个中原地区的治水进程，所以随着新文明的到来，人们逐渐从红陶文化可以避水的黄土高原转移到中国东部平原，从他们的海拔高度可以看出:黄土高原海拔1000米左右，平原地区海拔200米左右。东方肥沃的平原曾经是烫手山芋，4000年前没有人敢在那里长期定居；但有了新的治水工具，它立刻成了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

在甲骨卜辞形成之前，中国人已经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语言，因为他们已经融合在一个特定的、相对封闭的地区。大约在5000-3500年前，人们面临的问题只是找到用什么词来表达自己的语言。他们可以随意选择一个文字符号来表达一种与之无关的语言，也就是说，虽然直接采用了埃及象形文字，但这些人不一定会说埃及语。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100多年前从中国陕西逃到中亚的东干人，现在用俄语字母标注传统的陕西方言。东干人虽然会用这种文字，但陕西人和俄罗斯人都看不懂。大约3500年前，生活在中国的商人最终选择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为当时语言的表达符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尴尬程度可想而知。所以，中国的甲骨文或者其他地区的人，除了商人用的象形文字，都不会懂，甚至一个来自中东的语言学家，也会对中国的文字感到茫然。因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语言，是融合了中国几千年地方语言的特殊新组合，其他字母的发音完全不一样。甲骨文没有抄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没有抄袭其他中东语言。应该说，甲骨文至少结合了两河流域文字(包括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腓尼基文字三种文字，最终达到了初步的实用体系。把它们区分清楚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我只能从文化的角度简单解释一下三者和甲骨文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甲骨文本身就是仰韶文化与夏商周文化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