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宋集编纂的文学环境及主要成就

民国前期,中西思想碰撞,新旧文化交替。晚清以来形成的同光、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桐城诗派等复古诗派仍活跃在诗坛,新兴的南社和后来的白话诗派如火如荼。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对宋诗的总体评价是多样而复杂的,或平唐宋,或尊唐宋。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和诗学背景下,新编《宋诗选》既延续了传统诗选的旧模式,又在编纂渊源、审美取向和呈现形式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成果。

一个

复古派阵营中,程恩泽、齐藻、何、、、曾国藩等同为光体诗人,出自程道光、咸丰以来的宋派,主张宋诗力量最大。这一派的代表诗人如陈、郑、、沈,都是一代名臣。其中,不仅擅长诗歌,而且著有《石诗话》、《宋诗精华录》等诗歌作品,对宋诗褒扬不遗余力。同光诗人宗宋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对民国宋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桐城派是晚清以来诗坛上一个颇有影响的流派。其诗评以唐宋兼采,以正浙派、性灵派之弊。桐城派的后人很多。在姚鼐之后,还有方、、梅曾良、曾国藩、等后劲十足的人物。民国初年,出现了和著名的诗选家高买和。他们与宋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桐城派的学者也属于宋派。南社是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于1969年在苏州创办的。南社的“南”就是“打南腔不忘根”,很多诗人都是同盟会成员。他们以历史上的几个社会和复杂社会为榜样,主张民族气节和资产阶级革命。南社虽然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进步文学团体,但以旧文人为主,其诗学观念也带有传统复古的特点。从其成立之初至1936年解散,其内部成员在诗学观念上一直存在着唐宋间的巨大差异和分歧。柳亚子作为南社理事,主张三唐教诗,北宋学词。他认为既然要搞革命,就要和支持清朝的同光体一起反对。因此,他鄙视宋朝。他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六首诗》、《答一个傻青年的五首诗》和《从谬误中堕落的人》等诗派著作中。但他的诗学主张遭到了生活在宋代的胡仙素、姚希钧、朱、程社我等诗人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诸多争论,最终导致了南社的解体。

与同光强奉宋、桐城派合唐宋、南社尊唐宋之争不同,其他古诗词流派视宋诗为洪水猛兽。汉魏六朝诗派是因崇尚汉魏六朝诗学而得名,其代表人物是王闿运。出现了反对道咸年间的宋诗运动,尤其是继承宋诗运动的同光体。王闿运崇尚汉魏六朝,贬斥宋诗和中晚唐诗歌。《八代诗选》是由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人编纂而成。王的门生众多,如、刘光第、齐白石、夏寿天、杨锐、、杨度等。,所以在当时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此外还有中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有晚清著名诗人樊增祥、易舜鼎。他们的诗都是中晚唐的,喜辞藻华丽,流于表面。不像王闿运的《相骑楼诗》和陈艳的《石史燚诗》,他们的诗中只有零星的理论散落,所以在当时影响不大,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他们的诗风。

与古诗词流派同时出现的,还有两个代表进步方向和进步倾向的诗词流派:诗词革命和白话诗运动。革命诗派是晚清出现的一个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有夏曾佑、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黄遵宪的创作成就最高。谭嗣同死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黄遵宪死于1905年,而康有为、梁启超受同光诗人影响较大。梁启超晚年甚至拜同光诗人赵茜为师,向陈艳等人学习诗歌,诗坛革命派在民国初年已渐式微。

革命诗派、桐城派、南社的一些成员,或来自于或借鉴于同体诗人,因而不可替代,影响很大。民国时期是五四时期出现的白话诗派,代表诗人有胡适、俞平伯、康、刘半农等。这是继“诗歌革命”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次颠覆性革命。白话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打破了旧的诗歌规则,不分字数长短,用白话写成,有时称为“文体诗”、“白话诗”。胡适的《朋友》、《朱经农》等八首诗于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引起轰动。它是新诗运动中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他的《试集》(1920)也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总的来说,白话诗派旨在彻底推翻一切旧文学,包括宋诗。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与宋诗派水火不容,桐城派兼取唐宋,南社成员尊崇唐宗宋,但又不能苟同。只有同光诗人崇尚宋诗。惟其如此,宋诗的提倡者必须果断地站出来,编集宣传宋诗,以回应宋诗的否定者。如《宋元明诗话》的编者王文坤,《唐宋诗选》的编者高步英,都是桐城派的成员,《宋诗精粹》的编者陈艳,都是风格相同的诗人。最值得肯定的是,在白话文诗歌运动积极推进的情况下,民国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宋诗总集,如熊念韶主编的《宋诗选》和凌主编的《白话文宋诗五绝》,其规模之大、学术质量之高、流传之广,在以往的宋诗总集中实属罕见。宋诗选编纂的转型,在此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宋诗整体地位和价值的评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唐宋诗平衡论,主要见于苗岳《论宋诗》(1940)和钱钟书《谈艺录》(1948)。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此不再赘述。另一种观点以张、鲁迅、闻一多等在思想界、文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宋研究圈外人士的言论为代表,不利于宋诗研究的健康发展。早在民国前二年(1910),国学大师张在《文学与诗辨》一书中评论唐以后的诗歌,认为:“的诗已经用完了,所以多是歌颂爱情(词)”的,“唐以后的诗,但参考历史事件,太炎先生认为宋的诗已经穷尽,宋人写的诗只能作为史料,这就使他们没心没肺了。这无疑给包括宋诗在内的后唐诗判了死刑。鲁迅旧识深厚,对唐诗相当熟悉。他的七律强调理,一路偏向宋诗。但受章太炎的影响,他在1934年2月20日写给好友杨继云的信中说:“我以为所有的好诗都被唐朝写完了,如果我从此挖不出佛掌。显然,这与乃师张的宋诗观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揭示了宋人的尴尬处境,即宋人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情感上并不比唐人逊色,但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走向》一文中说:“从西周到宋代,我们的大部分文学史本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北宋的诗歌发展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第四卷第一期《当代评论》1943,65438+2月)只有肯定北宋的诗歌才会有辉煌的成就和爱国主义精神,数量是南宋诗歌的两倍。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讲的是《诗经》和唐诗,朱自清讲的是宋诗,这可能是闻一多对宋诗不熟悉,有偏见的原因。

从上面可以看出,闻一多终究是承认了北宋的诗,而另外两个则抹杀了整个宋代。幸运的是,自清末民国以来,宋诗学术研究,尤其是宋诗集的编纂,并没有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更多影响。桐城派和南社的一些成员至今仍迷恋宋诗,尤其是“同光体”的积极提倡,被许多研究者发扬光大。这一时期,宋学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包括、高、王、、熊念凡、胡、、、柯、、苗岳、钱等。民国时期的宋诗选辑量虽不大,但在编辑思想、选辑原则、行文风格、方法等方面,较之传统宋诗选辑有所继承和较大发展变化。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民国时期称为宋诗选编纂的过渡时期。

民国时期新辑的宋诗约有十首,数量不多,但内容和形式都很显著。其中,熊念韶主编的《宋人词选》和坤评点的《宋元明诗话读本》是两部具有新特点的宋诗集,或突出诗歌主题,或引导初学者。

《宋诗选》采用新标点,单独编排,其中一五言古诗150首,二七言古诗139首,三五言诗300首,四七言诗319首,五五言绝句83首,六七言绝句398首。每首歌都有录音。这部集子针对当时的一些诗歌流派,刻意复古,学这学那,写的诗粗古,语言华美,所以极力提倡宋代白话诗。关于编纂《宋诗选》的目的和原因,编者熊念迈在序言中说:“因《宋诗选》作坊式无”,“心有居湖都,见报刊所写之诗,通俗易懂,便代编,称之为‘宋诗选’。”可以看出,熊念叟的笔记整理,一个主张推广宋诗,改变了当时市场上宋诗选本匮乏的不平衡格局。其次,受当时上海新诗写作和出版的启发,他提倡宋代白话诗。什么是“如花诗”?「如花诗」是一种怎样的诗?编者在《平凡的事例》一集的开头就明确表示:“此辑选宋诗,以理解为主,故文体不厌其高,但语言浅显易懂,使妇孺能懂,但文字极简枯燥,仍未收录。”在他看来,语言如文字般清晰,通俗易懂,但只有文体高雅隽永,才是“诗如文字”。从入选条目来看,宋代杨万里(241)、陆游(157)、范成大(92)、戴复古(82)、苏轼(53)录诗数量位列前五,最符合他的“入画”标准。在诗歌的内容和品位方面,熊念韶要求既要符合传统诗歌的标准,又要与时俱进。所以“虽然把措词和意思组合成一个流派,但凡是尊王松生、讲神仙、讲奇谈怪论、讲迷信以及一切不符合现代思想的人,都不准入内。”应该说,这些诗学观念在当时诗坛复古风的环境下是积极健康的,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他从语言的遣词造句和时代的审美趣味出发,敢于打破诗歌批评史上的传统观点,高度赞扬一些过去被忽视甚至不为人知的诗人。尤其是张九成、汪元量、戴敏的诗,因其自然、通俗、质朴,不加修饰、不矫揉造作而受到他的推崇和称赞,其中戴敏的诗被记录多达16。李觏和陈藻的诗歌并不出名,也分别录了42首和19首,在两宋诗人中分别排在第六和第十四位。在其他流派中,以惠洪最为重要,所有流派均有记载,共27首,超过江西诗三派中的任何一派。注释和评论是这部文集的另一个成就,尤其是对于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宋集而言。他的笔记比典故的解释和词源都要长。但是内容多,任务重,所以得失都在这里。

王文坤与猫王、沈伯京等人合作,为初学者编写了《历代诗歌评点读本》、《历代文本评点读本》,其中前作有《古诗评点读本》、《唐诗评点读本》、《宋元明诗歌评点读本》、《清代诗歌评点读本》。《宋元明诗话读本》六卷本,民国五年十月初版(1916),再版十余次,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主诗标题下有诗人简介,诗旁有圆点和注释,末尾有注释。该书按诗歌体裁分为六册:古诗五首、古诗七首、绝句五首、绝句五首、五律七法。选诗292首,其中宋诗138首,元诗665438首,明诗93首。是宋、元、明三代诗歌的小型选集。选取宋诗43首,其中古诗五首16,古诗七首18,绝句五首6首,绝句七首38首,五律25首,七律35首。从条目的选取来看,编者强调北宋苏轼和南宋陆游,分别录得29首和22首,其次是王安石和范成大,各有8首;在宋代的诗歌流派中,他偏于江湖诗派和永嘉墨家,而对江西诗派,尤其是昆西诗派和永嘉四灵关注甚少,专门模仿,缺乏气韵。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代表诗人选诗七首,在两宋诗人中排名第五,“后四灵”之一的薛瑛选诗六首,排名仅次于,而江西诗派“三派”中,黄庭坚选诗五首,陈仅选诗1首,未能入法眼。似乎编者对简单通俗的诗不感兴趣,所以北宋时没有选邵雍,南宋时只选了杨万里的一首诗。5年后熊念韶1921年后出版的《宋人作词选》杨万里入选241,排名第一。王文-坤在《编辑要旨》序言中指出:“宋明之际,朝廷分朋党,诗人亦争门户,是奇耻大辱,歪曲事实。这个编制没有偏见,要求合理。只是为了准备,拿着也是煞费苦心。”他原本注重选诗的全面性,要求自己能概括一代诗歌的面貌,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尽如人意,选择过于随意。这部诗集集选诗、注诗、评诗于一炉,其中选诗、评诗由王文伦亲自进行,注诗由王金富、沈容完成。他的评论,或探究诗歌的意蕴,或阐述社会时事,或品味好句子的技巧,或分析句子结构,都能做到独到而细致,表现出他全面而进化的重情、如画的诗学观和审美观。

民国时期影响较大、质量较高、流传较广的宋诗集,属于陈艳的《宋诗精粹》和高卜庭的《唐宋摘抄》。《宋诗精粹》共四卷,选录129人,诗歌690首。编者将宋诗分为四个阶段:前期、盛期、中期和后期。论诗,“唐宋只是飞跃”是不争的,认为宋诗“清丽有味,冷峻刚健,瘦而有肌”,与唐诗有着相似的重要地位。本集中宋诗的选取,首先体现了编者反对唐宗宋,主张唐宋互参的整体诗学观。选取了宋诗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作品,既注重学养之诗,又不忽视性情之作。相对于那些在选择诗人时往往有失偏颇的明清宋诗集,他们的视野要通达和广阔得多。梅、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杨万里、陆游、刘克庄等。是20多首精选诗的作者,一首诗有56位作者入选。虽然选出来的诗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很多都是风格各异的佳作。对《宋诗精华》中部分诗歌的评论反映了编者丰富的诗学思想。第一,注意避开熟悉和习俗,提倡创新和变化,即必须造词,意义必须新颖。第二,赞美慷慨、真诚、不摆弄技巧的诗。第三,认为宋诗可以向唐人学习,并客观地比较唐诗与宋词的优劣,甚至认为宋人有推陈出新之处,后来居上,超越唐人。第四,陈艳相对忽视了原本属于宋诗特色的内容,如说理、论禅、次韵、用典等。他不喜欢冗长直白的文字风格,但这样的诗很少,评价也低。《宋诗精华》是一本学术水平很高的书,但编者有时也会被错误蒙蔽。该书一出版,朱自清、陈寅恪、程等人或写书评或作评论,对该书所反映的诗学观、对宋的评论、对诗的记载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近邻高买庭主编的《唐宋诗总集》编纂于20世纪20年代,是民国时期又一部重要的唐宋诗总集。此书共八卷八百零四首,由唐宋102派选录,是一部大型诗集。其中唐代84人,诗歌619首,宋代17人(以金元12首),诗歌197首。从诗人分布和诗歌数量来看,显然唐诗极重,漏诗也不少。该书以人为本,分为诗。按所选数量,记录的宋诗有苏轼55首、黄庭坚39首、陆游25首、王安石21首、欧阳修16首、元好问12首、7首、陈6首、梅5首、宋祁2首、杨仪2首。除了陈和陆游,南宋的其他作家,包括范成大和杨万里这样的大诗人都没有入选,可见他们对南宋的诗歌并不重视。编者收录的诗歌主要抄自王士禛的《古诗精选》、《唐诗万句精选》、姚鼐的《近体诗注》和吴闿生的《古今诗选》。其实他们是从上面的选拔中重新选拔出来的,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摘要:高对方回的“一祖三宗”说有所不满,认为方回过分推崇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也肯定了的“美不可少”,其论点是公允的。所选诗人都是人,强调艺术性,特别喜爱有出世观念和感伤情调的作品。出于编撰目的,桐城诗派作了概括性的陈述,并大量引用了范遥、刘大奎、姚鼐、方、曾国藩、等人的评论。虽然作者编纂文集的目的是为了读者背诵,而不是反映唐宋诗词的全貌,但难免有失偏颇。诗风方面,编者偏爱七言,选诗数量明显多于五言,尤其是二言以下的诗人中,除了贺铸的1首五言诗外,宋祁、杨仪、、、苏洵、、和刘的诗都是七言诗。唐宋诗词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注释和评论中。它以每卷开头一句诗的风格,汇集了代表诗人风格的起源、发展和分析;诗人名下有传记和总评;诗前有解,有时很长,类似相同的读书笔记;诗后有集中注释,主要注释史实、法规、地理沿革、疑难词语,有助于理解原诗;诗歌文本中有时会有评论。问题的解释,笔记的收集,评论的收集,内容广泛,信息丰富,旧笔记的错误之间有修正,有时有自己的见解,有时有自己的成果。本书原为北京师范大学讲义,由北平织里书店1935印刷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78年重印1974版时,删除了所谓“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评论,认为是“许多迂腐甚至反动的东西和封建糟粕”,“没有文学批评价值的空谈”。

钱仲连主编的《宋诗选》(无锡国学学堂1937年出版)流传不广,但规模适中,选目适宜,涵盖各种文体,以诗为辅,诗末有诗注汇编,可谓民国时期宋诗的又一佳作。这本书没有分册。五古诗94首,七古诗83首,五律133,七律142,五行诗50首,七律211,共计713。至于这部文集的成书过程,编者在6月1936 1934的序言中说,他到无锡国学院“为全体学生讲诗”,“不仅授汉魏六朝三唐之作,而且承宋”。为了编讲稿,他翻查了以往的文集,认为《宋诗总集》《宋诗百首》既卷帙浩繁,又《宋诗选》《宋诗略》《宋诗异集》不精,无一入其眼。“集编,不分门户,以精、严、美为根本,宛陵。可以看出,这本集子的审美宗旨是“精而美”,突出每个人,不抛弃家庭,细致贴切,这是选书的特色。而“文人走一条路,再浏览所有的画册,充实自己的趣味,也不难展现宋人的真实面目,虽不足为雅但多于精致。“讲解导航要点,为宋诗初学者指明路径,为辑佚目的开辟必经之路。在选题上,编者特别注重给予回答、赞美事物、抒发感情、告别等作品。在艺术上,他更喜欢“精而精”的作品,对政治民生类的作品不是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