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说节气。
辛德庸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几年前北大入藏的西汉竹书《赵正书》进行了考证和比较。他认为《史记》比较可靠，《赵正书》是一部小说。他强调正史的重要性，以及野史有多不靠谱。正史虽有瑕疵，但要对中国古代史形成比较可靠的认识，还是要相信正史。
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深刻影响中国广大下层民众的是野史、通俗小说、戏曲、评书等民间艺术。根据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王学泰的研究，中国人的灵魂中存在着流浪感，流浪感的形成与野史、通俗小说、戏曲、评书等民间艺术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王学泰认为:
“流浪汉不相信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原则，只相信染指的利益。一旦追求短视的目标成为习惯，就会让一切都工具化。只要能达到其短视的目的，流浪汉都会去做。流浪汉长期生活在贫困中，这让他相信一件好事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获得，而极端主义是一种便捷的方式。”“游民意识有很强的反社会性，破坏性，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为人残忍，有奶就当妈，等等。中国人的灵魂里有流浪意识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流浪汉，成功攻为皇帝。他们的流浪意识也是最明显的，就像黄宗羲说的“后来为王的人不是，以为天下的利益都来自于我，我就把天下的利益都占为己有，天下的危害都给人，这也是不可能的；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利己，把我的大私当成天下的大公。耻初，长而平和，视天下为大业，子孙永享；汉高帝说“某业之权重于他业”，其逐利之情溢于言表。这里面没别的了。古人以天下为主宰，君为上宾。君主住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就为世界运作。”
如果说中国人的流浪意识是在秦制度下诞生的，那么秦制度下诞生的野史和通俗小说就是自然产物。水浒里的梁山好汉，搞的是“杀人放火”。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义和团是上帝请来的，其中许多来自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人物。无论梁山好汉还是义和团，都有一种深深的流浪感。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韦小宝在中国，鹿山公爵是最典型的流浪汉。他住在青楼和皇宫里，这是世界上最虚伪最奸诈的地方。
韦小宝在这两个地方“历练”过，他的聪明和狡猾早已远超普通成年人。可以说，阿q和韦小宝是中国人的两面镜子。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韦小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浪子的最高理想，名利双收，娇妻美妾，生活无拘无束而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