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中国环境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事要顺应天意，天理要转化为人理，才能做到国家富强，人民平安。

中国道教提出“道法自然”。把“自然”这个概念上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即自然”，就是“道”按照自然规律独立运行，宇宙万物都有超越人的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规律不可违，人性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助万物之性而不敢为之”。俗话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佛教徒提出“佛性”作为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其本质仍然是佛性的统一。佛性合一是指众生平等，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了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规定春天不准砍树，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杀幼畜，不准生蛋。三千年前，周朝根据气候季节，严格规定狩猎、捕鸟、捕鱼、砍树、烧荒地的时间。两千年前的秦朝，禁止在春天采集新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生动物，禁止毒死鱼和乌龟。纵观中国历史，对环境保护有明确的法规和禁令。中国今天的环境保护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的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整体而言，“道家重在崇尚‘天道’，儒家更重‘人道’。天人互补的建构，催生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人民超越时空、洞穿世界、洞悉万物、守护和平和谐的大智慧、大美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待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方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天人合一’的理念不仅是一种科学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进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台湾省学者李一元将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称为“中和宇宙观”的和谐生态观，可以看作是中国生态思想演变的“逻各斯中心”。

从深层核心来看，环境问题是一个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这一深刻的价值核心在当今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具体到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重大的理论借鉴意义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走向基本现代化的改革建设实践中，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创造太湖儿女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及与自然的协调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作为完整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整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的自然主义，是自然实现的人道主义。”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统一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

中国的儒释道都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世间万物同生同息，相互依存，同根同源，完整平等。比如《庄子·万物论》说:“天地与我共存，万物与我为一。”所以儒家提倡“关心人，热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人与我同胞，物与物也”(《正梦干支篇》)，刻意强调万物与人是同类(“和”)，要推己及物。程颢，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说:“人与天地为一物”(河南程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为一”，“仁者与物完全和谐”(同上，卷二)，等等。汉儒的阴阳五行学说讲的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在社会历史、政治、人事方面多有迷信，这一点曾被当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地批判过(见《论衡》)。但如果吸收到医学中，则成为中医重视自然环境的重要基础理论，与人类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中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衡，可以说是人类生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相反，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确保人类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体现在中医的治疗上，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考虑到了时令节气，甚至连药材的制作都是严格挑选的。这种把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理论。同时，这一理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为重要和积极。此外，儒家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有很多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比如荀况把“节俭”和“帝王欲”联系起来，提出人在日常消费中要有“为未来长远考虑”的观念，不要去做别人想做的事。“不顾前途”，肆意挥霍的，是“苟且偷生”的人(见荀子《荣辱》)。这是一个深刻的见解。

佛教主张“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他们都强调不要依赖它，而是让自然去做。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消极的一面来说，正如荀子所批评的，就是“遮天而不知人”(荀子揭秘)，即忽视甚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因”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否定的，它至少包含了两个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好恶随意违背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是被自然报复；二是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论包含“偶然性”和“随时变”的思想，所以有些道家思想家强调“人皆知其所知，去其所害，益其所益”，并说:“与之调和者，谓之知权；结合了再计较的，叫无知者。不知权贵者，善丑也。”(《淮南子·韵·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看似与原来的环境格格不入，实则符合变化了的环境。这叫懂得改变；恰恰相反，我就是不知道偶然性。如果不知道偶然性，好事就会变成坏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始于恐惧；正如荀子所描述的，人是靠天吃饭的，所以要“从天而思”，“从天而赞”，从此，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所以“适其能”，“用其命”(《荀·田字论》)。然而，随着人类征服和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冷漠地忽视自然的力量，认为人类可以随意操纵自然，结果是今天的人类陷入了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在当今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来欣赏庄子的“无人能毁天”(《庄子·秋水》)这句话，或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示。

以上只是列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小部分思想。但如果能灵活吸收其精神，反思我们今天对待自然的态度，将有利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

儒家修身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融洽的道德品质。儒家提倡的“推己及人”(《论语·雍也》)和“推己及人”(《礼记·李云》)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提倡。

很多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了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和价值。这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道理。但问题没这么简单。当我们冷静而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体都不可能脱离他人和群体而存在。只有把自我奉献给别人和群体，只有得到别人和社会群体的认可，个体(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才会凸显。所以儒家强调对群体和社会的奉献，并不仅仅是对自我的被动否定。相反，如果能以积极的方式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才是实现自我价值、培养完美人格的正道。带着崇敬和敬仰之意，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传唱千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基岳阳楼》)。难道不是人们对能够献身于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高度肯定的体现吗？难道不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上涌现出更多这种性格的人的殷切期望吗？

目前，不仅在东方，在西方，尤其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在兴起一股学习禅宗的热潮。许多西方禅宗研究者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将禅宗视为“东方神秘主义”，他们开始关注和研究禅宗的各种教义和禅宗的根本精神。学习禅修不仅可以治病强身，还可以调解人体的生理失衡(这只是对禅的低级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信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程度上调解人的心理失衡。禅宗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自我的本质，重点探讨了造成生活中痛苦和烦恼的主观原因，探讨了如何摆脱怨天尤人、对环境发号施令的被动，通过自我的主动努力来解除各种痛苦和烦恼，成为自我的主人，等等。上面分析过，禅宗的这些探索，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望的。此外，禅宗的世俗品格、百折不挠的修行精神、自我束缚、顿悟的超然喜乐，都是方兴未艾。

正所谓“人有自知之明。”此语出自《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人”和“认识自己”相比，哪个更难？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说:“知音之难，不在于见人，而在于见己。所以说:‘自己看到就清楚了’。”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过:“知人者才智，不知己者不智。”似乎都认为一个人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要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在大多数人，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这样，也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把它推在人类和客观自然之间，可以看到情况也差不多。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认识自己要比认识客观自然困难得多。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表达过这样的感受。我说:作为万物之灵，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从外太空星系的宏观到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充满了信心。相比之下，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尤其是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是相当肤浅和无知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通过自我理解来有意识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就更难了。另外我也提到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还有一个自知力的问题。尤其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清醒正确的认识自己。但是，这也比认识自然更难，或许可以说人类对自我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如上所述，依靠高科技，人类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也正在更快地遭到自然的强烈抵制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人类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自己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所以他也是关键的一方。换句话说，关键是人类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控制。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观

天人关系，即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哲学人的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根本问题。在中国魏晋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派以庄子为代表，主张顺从自然；“不要以人助天”“谁也不能以人毁天”；荀子主张改造自然；想想看，在由事物和动物构成的天堂里？“从天而赞之，天命所成？”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列传》中的“辅助天地”说。《文言文》说:“夫与天地，与日月，与四，与鬼神，与吉凶，与违背自然，与后天，合而为一。”自然由自然引导，后天自然遵循自然。这段话的意思是“在自然变化萌芽之前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发生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不违人，即天人相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易经》是孔子以史为名写的，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近代西方特别是16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类只有征服和改造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类在物质文明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到上世纪末，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担忧的问题接连发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时候，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环境和资源，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把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产业转移到一些落后弱小的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反对天人相分、天人对立的观点和做法，却极力主张天人合一。在先贤的眼中，天人、天道、人道是相似的，是相通的，所以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须的，但破坏自然就苦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参考资料:

/2811006867 ~-1/9219853 _ 9219853 _ 2 .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