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纪念死者
父亲是镇远人，母亲是平坝县人。民国时期，父亲在平坝遇到了母亲，把她带回镇远成家。之后的几十年，由于交通不便，家境贫寒，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平坝老家。后来，通过在平坝工作的大哥的努力，母亲终于回到了平坝老家，与失散已久的姐姐团聚，并到早已过世的爷爷奶奶的坟前烧香磕头痛哭，从而放弃了几十年对家乡和家人的向往。
父母在世时，每到春节，在平坝打工的大哥和三哥都会回凯里与父母团聚。父母去世后，我们四个人每年清明节都会团聚。我们大哥三哥工作再忙，也得回凯里混。
母亲离开我们四十年，父亲去世二十七年。但是，我还是时不时在梦里见到父母。我父亲出生于辛亥革命的1911年。他过着艰难的生活。童年时，他在洋河学会了捕鱼，年轻人走遍全国学习烹饪。他在平坝县学烹饪的时候认识了我妈。解放后，父亲被分配到镇远行署师范学校工作，在食堂当厨师。1956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不久州府从镇远迁到凯里，父亲调到凯里师范学校当厨师。我们家也是从镇远县城搬到凯里的。
我爸爸是凯里有名的厨师。他一生热爱并尊重烹饪。他把厨师这个职业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精益求精。只有豆腐可以做成几十种美味的菜肴。我父亲曾经给我大哥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红军长征攻占遵义的时候，我父亲在贵阳一个军阀家里当厨师，他的一个厨师老乡是地下党员。他受地下党组织指使，秘密为红军筹粮。看到父亲的正直和忠诚，他动员父亲帮他秘密为红军筹粮。后来，这位地下党员跟随红军北上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知道这位厨师老乡是地下党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当州内召开大型会议，父亲都要被调到主厨岗位。那时候物资匮乏，炒菜品种少。但是，无论是什么食材，被父亲加工烹饪，都是色香味俱佳。客人吃了之后，常常称赞，问是哪个厨师做的。在那个劳动人民的光辉时代，我的父亲受到人们的尊敬。校长、老师、学生见到我父亲，都客气地跟他打招呼:“杨师傅，您的手艺高，您做的菜真好吃。”
解放后，母亲被安排到镇远城关集体豆腐社工作。父亲调到凯里工作后，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四个兄弟，辞去了工作在凯里做家庭主妇。因为父亲工资低，母亲会在家带孩子，用一点报酬补贴家庭生活。后来凯里师范学校办了托儿所，我妈去托儿所当临时工。
记得小时候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对我一生的行为习惯影响很大。有一次，放学后，我跑到学校食堂。我父亲的一个同事看我饿得不行，就拿起一个又白又大又好吃的馒头给我。我很高兴一接手就被父亲看到了。我打了他一巴掌，从我手里接过馒头。我同时训斥他，“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不能随便吃公家馒头。”我感到痛苦和不公正。同事解释说:“我觉得孩子饿坏了，等会算到我账上。”父亲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孩子不应该被宠坏。他这次得手了，下次还会再来。”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去学校食堂了，也知道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还有一次，父亲的结拜兄弟从老家来，父亲做了一顿好吃的。好久没闻到猪肉的味道了，咽了咽口水。我等不及父亲宣布开饭了。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拿起肉吃了起来。父亲把肉从我碗里拿回来，被扇了一巴掌:“你这个不守规矩的孩子，客人还没吃饭呢。怎么能先动筷子呢？”我被委屈的哭了。客人劝道:“别怪孩子小，让他去吧。”父亲说:“这不行。我被宠坏了。长大了就不知道规矩了。”之后知道家里有客人，要等客人先吃饭，孩子才能动筷子。
我不敢说我的家教有多好，但是我们四个兄弟一家人都很尽职，都很普通，都很健康，都很快乐。这和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父母的坟墓埋在离凯里郊区不远的山坡上的松林里。每年清明节，我们四兄弟四家人，在大哥的带领下，带着锄头、镰刀、铁锹来到父母的坟前扫墓，把坟头和周围茂密的杂草剪掉，把排水沟整理好，把周围的坟头清理干净，用手绢把墓碑擦洗干净；剪一根拇指粗的树枝，把四兄弟买的四张挂着的白色浮纸绑在树枝头上，插在坟头上。然后按照习俗，兄弟四人一家一家在父母墓碑前跪拜，寄托我们的乡愁。
挂绿后，四兄弟四家人聚在一起聚餐，也是温馨的家庭交流的美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