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的生活和繁衍，最终构成华夏民族主体的部落是什么？

中原民族融合河南省又称大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民族在这里兴盛，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形成。很多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来因为融入汉族而消失在历史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刀光剑影，擂鼓相攻；也有经济和文化交流、相互联姻以及最终融合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事实上，中原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大熔炉。很多少数民族被中原的汉人融合，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到明清，民族融合同化的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之多样复杂，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明显的民族大杂居、大融合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始于对野蛮民族的征服。北方少数民族相继而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规模最大，影响最深。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旨在巩固北魏政权，但客观上促进了鲜卑与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艺在中原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和主体民族的胡华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里，一批批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与汉族基本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的差异逐渐消失。经过同居和通婚，两人在血统上也已经融合。到北魏后期，匈奴、桀桀、氐、羌等少数民族从史书上消失，柔然、吐谷浑、子乐等逐渐与汉族融合，黄河流域从隋朝统一。从北方迁到中原的少数民族几乎都被汉族融化了，就连鲜卑族也最终汉化了。河南浚县有匈奴后裔，但除了姓氏外，没有匈奴人的特征。唐五代时期，很多少数民族被中原的汉人融合，成为汉人。唐朝时，洛阳是北方的交流中心。“商人叫卖商人，当天挤满了来自中亚、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外国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唐朝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先后建立了侯亮、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五个朝代。其中后唐、后汉、后金分别由李存、刘知远、石敬瑭建立，沙陀源于突厥。李村攻占杜亮开封府，在洛阳建立后唐王朝，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中原政坛，从而将大量西北、东北少数民族带入中原。这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的传统模式，由沙陀人和汉族上层贵族共同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中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嫔妃多为汉人，因此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期盛行的义举风气，沙陀皇帝经常挑选勇敢善战的汉人做假儿子，养子组成政治集团，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持续四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中原的河南省以无比的包容性将蒙古、维吾尔、回族、女真人、西夏人纳入教化，北宋与辽、金、西夏等国并存，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不绝于耳，许多契丹、女真人、西夏人来到开封。至于其他少数民族，“至于羌人(棘上之人)，鸟雕耳足，禽兽居鸟语之国，皆盼日，累来此。”(周邦彦《边都赋》)后来很多人定居中原。正是北宋以后，契丹人大量进入中原，金朝统治者“担心中州有‘二三’之意，成立了屯田军。不仅是女真，还有契丹和Xi家族。从本部迁到中土，和百姓混在一起，把账算到官地上，好让他们自己播种填口。”(“大金国治？6?1开荒)到元朝中期，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为汉人，陶《南丰辍耕录》所列汉人有八种，“契丹”之名在元末逐渐消失。从金太宗到金末，女真的内迁从未停止过。特别是金玄宗因蒙古人的压迫而迁都汴京，更多的女真迁入，约占女真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杂居，通婚，改姓汉人，提倡儒家思想。女真的民族特色逐渐丧失。元朝统治者将女真、汉人、契丹人列为三等，政治待遇相同，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与汉人的民族边界，促使女真更加汉化。到元末，中原的女真已经完全融入了汉族。中原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发达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自然成为凝聚力的核心，这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高文明所征服”这一论断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政治文化史上，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竞争、政权更迭和政权演变的大舞台。发生了无数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黄帝是公认的始祖，他创造了最初的政权，确立了国家治理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度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度，部落联盟转化为奴隶国家。之后，国家之间的纷争、交流、结盟等政治行为不断推动着政权的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先河，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封建制度。从夏到宋的3000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在此建都或迁都，形成了数次政治文明的高峰和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占了四个:开封、洛阳、安阳、郑州。中国的“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