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中的四星之谜

毫无疑问，尧舜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五帝列传。公元前五世纪，孔子等儒家收集的《尚书》始于姚典，《春秋》和《礼记》中关于尧舜的篇章很多。但近代西方学者怀疑“尧舜”乃至“夏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国内也有学者附和质疑。质疑者的理由是，夏朝没有夏的文字记载，与夏有联系的商朝也没有，考古资料也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国家组织”。“夏”充其量是一个传说中的氏族部落。因此有学者感叹“中国历史将面临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局面”。编年史目前只从西周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再往后追溯，就成了“有王无年”的历史“故事”。

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170名各领域专家共同攻关。由于殷墟考古的贡献，编年可延至公元前17年商代早期，但关于夏的说法仍有争议。疑似夏文物的鉴定依靠碳-14同位素检测法，该方法误差率在30%以上，难以准确判定年份，争议不断。又一种天文鉴定方法浮出水面，一度让科研人员看到一线希望。它的精度比C -14高得多，但它必须基于详细的天文数据。好在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朝野都有持续监测天象的传统，留下了大量的天文资料。现代科学掌握了一些天象的变化规律，可以根据古代天象的记录来推断事件的年代。其中《春秋墓集-竹书纪年》所收的竹简，记载了“夷王元年，天又升于郑”。根据日食定律，天文学家计算出这是公元前21，899年4月26日黎明时分的一次日食。因为发生在清晨，所以只破晓了两次(又一次)，但没有看到日食。这准确地定位了商元年，也为其他年份的计算建立了基准。但在“断代”项目中，《尚书·尧典》(以下简称“尧典四星”)中的“四星”更为引人注目，在《礼记》、《春秋》、《山海经》、《史记》等经典中都可以找到对“四星”的描述，研究者对此给予了更大的希望。由于“尧典四行”四个字过于简单，在中外学者中展开了一场关于断代方法的学术争论。本文将简述历史上和现代的四星之谜争论，并提出“尧典四星”时代的框架计算范围。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立国之本。无论君主还是部落首领，首先要做的“政务”就是观察天气，监督农时。《尚书·尧典》记载，尧帝曾命奚仲等四人分别驻守东方谷、南方交地谷、西方隐晦谷和北方幽都，分别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季测量黄昏时出现在南方的星星，确定“鸟、火、空、长”四星为春分、夏至日和秋分。有学者认为，流行的星期日“二十八夜”是在四星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人把地球绕太阳公转看作是太阳在28夜环行路上的每日“迁徙”，古代称之为“夜数”。这个表达在中国和西方都* * *常见。因为以地球为参照物，便于观测和记录太阳、月亮和五星，所以一直沿用至今，并发展成为现代的“天体赤道坐标系”，用来表示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不同的是西方采用“12宫”的符号，完全等同于中国的28室表示法。

因为太阳运动的黄道面与《地球自传》的赤道面有23.5°的夹角，所以太阳的东西运动伴随着南北运动。起初，人们把从北到南往返一次称为“回归年”，潜意识里认为“回归年”和太阳绕地球28个晚上的“恒星年”是一样的。每隔一两分钟，鸟、火、空和旗帜肯定会准时出现在南方的天空。直到公元4世纪东晋时期，天文学家于(281-356)才发现，尧朝冬上的“长”星向东移动了50多度(古制:周长分为365.25度)，《志》载:“于，尧为冬上的短星。”这是“岁差”一词的最早来源。他计算出每51.7年，冬季至日西移1度，这是现代公认的71.67年。

？图1显示了尧(公元前2400年)、春秋(公元前500年)和现代冬季太阳位置的变化。尧危，春秋在牛(约27度回)，现代在畚箕(34度回)(注:于说从“昌”到“西方学者帕夏(公元前190-125)在于之前发现了岁差现象，计算出每100年偏移1。由于的计算更接近现在的数值，而且实际上是用于历法修订，所以也被称为岁差的发现者之一。

于活跃于公元300年(东晋)，所以他的尧的日期实际上是公元前2400年..这一结论与另一位研究“四星”断代的法国科学家毕奥(1774-1862)不谋而合。这个断代工程最后拟定了夏在公元前2146年。因为尧比夏早三代，公元前2400年更符合人们的心理认知。

然而，断代工程并未告一段落，一轮关于“耀点四星”真伪和计算方法的争论突然再次兴起，不仅涉及文史，还涉及天文技术。

为了理解，有必要简单描述一下什么是“岁差现象”。我们的地球不是一个正圆，赤道略平。由于太阳和月亮在远近两端的作用力，产生岁差力矩，使地球自传和公转，出现缓慢的“岁差”现象。它类似于陀螺即将落地时的摇头，使地轴在一个圆锥面上沿公转方向相反的方向缓慢旋转(见图1)，大约25800年画出一个顶角为47°的圆锥面，使春分和秋分(黄道和赤道的交点)每年向西移动50.22”，也就是春分每年会提前20.22”余所说的50多度偏差就是这样形成的。

于认为，2700年后，冬天上黄昏时正南方向出现的“棺材”已经变成了“墙”，相差约52度，于是得出结论:51.7这一年约为1度(即2700/52)。岁差为人们提供了天文时钟。只要知道历史事件发生时恒星的位置，就可以根据运动量找出事件发生的年代，这是现代天文考古的理论基础。

自晋代于发现岁差以来，后世天文学家饶有兴趣地计算“耀点四星”的年龄，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根据宋明史的记载，每一代的计算如下:

(1)晋代于认为冬天的黄昏，南天的“墙”代替了“常”，认为“尧典四星”应在公元前2400年。(余的《2700年前》可能引自其他史料。他从“已知的”年差中推导出岁差。)

②南宋何承天(公元300年)测得“尧典四星”平均移动27.5度。按照现代岁差率，姚应该是在公元前1670年。

(3)宋代《宋史》记载，姚在冬“空”，在元年(公元100)正“战”，相差41。按照现代的岁差率，姚应该是在公元前2838年。

此外，历代天文学家还推算出了尧时期冬季上太阳的真实位置。《明史》记载:“尧住冬时，何承天推之于女与女之间约十度，一条线(唐代)推之于女与虚之间，元人之议也在女与虚之交。以及《授时历》(元代)两次考牛肃。“大李彤”(明朝)的考验一度岌岌可危为什么不同世代的结论不一样？一是可能采用不同的岁差率进行计算，二是《尚书·尧典》竹简造成的歧义。以明朝为例，明日文献吸收了汤若望、利玛窦等西方学者相对较新的天文知识，将标度制改为360，1为60′，1′分为60″，岁差计算采用了新的方法。《明史》载:“若尝新法岁差，考星于尧典，则所谓四月，盖节气之始，必在中气，三十日内星在耳，后世一分为二，亦是错误。”意思是说，耀点星是一般的30天天文现象，不能理解为两分钟到两天的准确星位。《明史》认为:“玄寂宇衡为仪象之力，三代未用。”李周“有一个标准，锅漏了，但没有天平，所以它的系统无法测试。汉人创造了浑天仪，说明它是一个平衡的系统，是或然的。”认为“浑天仪”只出现在汉代，夏商周都没有这种仪器，所以帝尧时代不可能有准确的星位记录。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低估姚顺技术能力的思想流派。而现代人则纠结于“黄昏”这个模糊的概念。黄昏有两种理解，即18晚和20晚。更模糊的是，姚玲去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观测，更加难以统一观测时间。每一次观测时差是1小时，星差是15，那么岁差计算就要错位几千年！以上种种疑点，使得“姚店四星”的断代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现在优于古人的是，可以用现代精确的观测记录和岁差计算方法，还原尧时代的日食。我们再回到当年的天文环境，分析一下姚确定“鸟与火皆空”的原因。

现代(2000年)的春分和太阳历分别是:春分0°，夏季至日90°，秋分180°，冬季至日270°。根据现代星表，在二分点和太阳二分点的星星是:墙、人参、雉鸡和簸箕(表1。).按照现代岁差率，4400年前的四个点分别东移至61.4、151.4、240.4和331.4。这是姚时代太阳2点到2点的真实位置。如果姚在下午18看南星，需要等待太阳在西经90度落地，那么四点位置需要东移90度，即151.4，241.4，330.4。因为“星”在古代叫“星鸟”；“心”的第二个地方在古代叫“火”，所以《尧典四行》中提到的“鸟、火、虚、长”都恰好出现在正南点或左或右，八(四对)星可能是由尧命名的，因为“鸟、火、虚、长”接近或。

表1。推断姚王朝(公元前2400年。c)星位按当代星位。

图3。说明南方星黄昏的夏季和冬季在姚时代。

可以看出，夏季的“心脏”(向东3.9°)和冬季的“棺材”(向西4.5°)分别位于正南方向的左右两侧，这两颗星确定的姚年龄范围大致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00年。因为如果正南点超出了二星范围，“四星”的命名可能不是“火”就是“长”。如果考虑到春秋星辰的限制，“四星”的命名年代在公元前2400-300年和公元前2400+100年之间。

《尚书·尧典》中没有明确的观星时间，后来的学者认为观测时间只能是“黄昏”。如汉代著名经学家马融(79-166)解释说:“春分昏，七星在中。仲夏的昏沉在心里。秋分微明，在空星中。昴宿星冬天的至日是暗淡的。”其实“傍晚”观星也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如果是午夜或者凌晨，耀年相差6000多年，是极不合理的。我们在还原《尧典四行》时，假设“黄昏”是太阳以西90度，但“黄昏”是何时，是古今学者争论的焦点。据《尧典》记载，如果派四个人去东南西北，负责四季的观测，是不可能统一观测时间的。晋代以后，历代天文学家都把尧时代的冬季日食从“危”推至虚、女甚至牛、斗，因为他们不怀疑尧生活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但他们怀疑观星时间可能晚于18小时。据近代对山西平阳(疑似杜尧)的实地考察，地处北纬36°，日落时间为:春分18:12；秋分17:55；冬季至日17:21；夏季至日19:20。四季日落的时间差为2小时，没有计时工具很难统一四季的观测时间。最迟在夏季的，只能在19:20以后才能观星，所以姚的年龄将推算到公元前1000年。基于这一猜想，竺可桢等中国学者推测《尧典四行》为殷末至周初(1000B。这就等于否定了商店的说法或姚的存在。如果我们在17:21的冬季至日之后看星星，姚时代可能估计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么大的差别，就是“姚殿四行”成了悬案。

姚时代有没有计时工具，或者有没有不同观测时间换算的方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答案。

1)农时要求:尧时代观星以确定农时为目的。观星时间的错位会直接导致农时的无序。在中国北方，有一句农业谚语“一月三日麦，一月三日秋”，意思是有些农时不能缺三天。12分钟的观星误差会导致3的误判，日历会错位三天。在古代，以农立国，定时观星一定是惊喜，不允许无序。

2)观象台和标准表:《史记正义》中有一段引文:“平阳为尧之都”，意思是山西平阳是尧的政治中心。近年来，襄汾县陶寺“古天文台”和观测日影的“标准表”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史书记载的说法。同时也证明了姚时代的观天功力远超我们的想象。天文台设计有13列和12个观测槽(图4。).

24节气可以根据早晨的日出位置准确划分，说明当时已经很好地理解了太阳的回归运动与四季的关系，而春分和秋分的确定可以依赖于天文台的日出位置，“四星”可能是春分和秋分的伴生天文现象。在没有“历书”和“通讯”的姚朝，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不可能去天文台看，只能在住处观星推算农时。陶寺天文台被鉴定为约公元前2100年，也在本文(上节)对日食的估算范围内。

3)周日历:《尚书·尧典》曰:“帝曰，‘三百六十之期有六日，闰月四时为壮年’”。可以看出，姚对星期是很熟悉的，知道一年有366天。根据《周髀算经》“商高”篇:“古人祭周历”，意思是早在尧(1)以前的伏羲时代，就建立了观察太阳绕日运动的规则。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贾湖遗址中，有一个陶壶(图5)表示周日28宿，确定为公元前7000年。

陶壶拱盖象征“天如斗笠”，四根对称的短柱象征四季等分(两分二比二)，4x7=28凸丁均匀分布在四根柱间，象征周日二十八夜。根据中科院天文台赵永恒等研究论文，二十八夜的形成最符合公元前5-6千年前的天象，与陶壶上的二十八夜相互印证。说明“耀点四星”之前有28夜，人们知道28夜绕天的时长(星星之间的天数)。“耀点四星”是几千年技术积累的结果。知道了“太阳时”和“时差”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根据冬季至日天象推断出一年中任何一天的正南星位置。

《尚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它不是记录天文数据的专著。《尧典》所附的四星句比较简单，难免造成各种歧义。但是，自然科学的规律是独一无二的，不允许有任何歧义。必须根据自然规律给出确切的答案。所以关于尧舜的断代只能有一个结论。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将会有更详细的天文观测数据，最终确定尧舜时代和夏的历史。古巴比伦板书在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发现，不断改写了西方科技文化的历史，推动了重大科学文化事件的断代，正在改变人们对古人智力的评价。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随着地下、文史、天文、考古的新发现，中国古代文明史将不断得到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