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革命史上最有性格、最有独立思想的名人是谁？希望能介绍一些例子~ ~ ~

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如果我们中国人有这两个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就会有更多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也会改变无数人的生活质量。

陈寅恪的学识与品格(上)

今年是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逝世40周年。165438+10月中旬，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40年前的春天，79岁的陈寅恪从这里被扫地出门。从此，这位双目失明、身材丰满的老人终于被折磨得泪流满面，疲惫不堪，从而提前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四大先生”。如今的“大师”季羡林，只是一个被他教导和扶持的学生。与许多当代著名艺术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生活，远离政治，专心学业，超然于世。甚至人们还不太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价值。即使是陈生活了近20年的中山大学，也未能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经验。这座两层小楼变成了故居，不过是陈石留下的唯一痕迹。

在历史学领域，陈寅恪是公认的中世纪史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难以描述。普通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大多是他不平凡的一生。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本有陈寅恪和的记述。他后来的经历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最为详细。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最中肯的是的理论(参见《现代学者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老师生活中很少有知心朋友，也很少有学生有能力跟着他。只有、蒋天舒等少数弟子觉得听陈老师讲课比看大戏还开心。

人才辈出的陈寅恪重生，推崇士绅。原因是:“士绅的特点，不仅仅是校风的优雅，更是校风的优雅。因此，士族家庭流传下来的学问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论唐代政治史)出身官宦家庭，祖父陈宝桢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变法维新被清廷罢免。尹柯早年在私塾教书，他的同学是茅以升。12岁时，他随周树人去了东方。此后断断续续留学15年，就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好评如潮。我没有拿到文凭，只是因为我把学位当成了身外之物(钱钟书的留学经历也和陈石一样)。

当他被推荐到清华时，校长曹石想拒绝陈，因为他没有一两个学位。梁启超气愤地说:“我也没有博士学位，我的作品质量相当，却不如陈先生的几百字有价值！”我被雇佣了。此后，每当陈寅恪讲学，京城各派教授常来参加，陈也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以狂妄著称，但他把陈寅恪当成“三百年才一人”。毫无疑问，这种说法已经持续了很久。

抗日战争期间，尹柯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但国家光复后，他双目失明。在此期间，他担任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组长。联大著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元，我值40元，沈从文只值4元。”解放后，中山大学的评教授因陈而被评为一等，再高的学识也无人能比。成绩都在二等以下。尹柯一生没有党派，但由于他学识渊博，各派政治领袖都很敬重他，并把他作为一个美丽的谈资。

1949年，* * *军围城，尹柯与胡适同机南下。虽然傅斯年劝他千万不要去台湾，但他不愿意离开妻子去香港，他坚持偏要去岭南。后人分析，这不仅是出于家国情怀，更是因为身残志坚的不便，对国民党的失望，对新政权的观望。史达林在会见时，曾问起陈寅恪的下落(据说作品中引用了陈的考证)。当毛回到中国时，他知道陈在，即使他处于有利地位，在广东掌权的也成了陈的保护伞。20世纪60年代初，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曾亲自看望过陈。然而，当后者要求访问时，尹柯生病了，没有看到它。康穗天生就有恶感。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到当局的青睐，但他的情绪却一直因为这个问题而消沉。学术成果仅限于《重生论》和《刘别传》，并未出版，选题也不像大家的境界。视学习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但他的出书计划一直不被允许(有康生的批示)，于是感叹:“棺材合上了，就出书了。”通过对的详细考察，陈认识到在革命的新史学中，“他一生所学的东西都失去了价值”。这对陈来说将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刘晚年的别传，实际上是一部“讲故事抒怀，哀生哀死”的作品。正如作者在《草案实录》中所说:

怪女孩生气了，而且会持续300年。陈是最会散发微光的人。陈教授，你越教越笨。李想在学习上做文章，高不如不离不弃(注:这两句话好像讽刺学生叛逆，师德不存在)...骂与笑也是俗与雅。没有新旧之分，孩子。故意伤春，存泪。哭给古人，留给新人。

陈寅恪的学问与品格(2)

最能体现陈寅恪性格的，是他在1953口述给北京的一封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担任古史、中史、近代史三个研究所的所长。国家主席郭、副主席李四光致函邀请陈来京就职。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口头回答，提出两个条件:

“我永远不会反对现政权。我三岁的时候在瑞士读了《原都》。但是我觉得在学习学术之前，不能一直保持马列主义的观点。我要请的人，我要带的徒弟，一定要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历史研究所不崇拜马列主义，不研究政治。’它的意思是不被束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这样。因此，我提出了第二条，‘请毛公或公刘给个准证当挡箭牌。.....我想最高当局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从我做起。否则就别谈学术研究了。"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把不为马列主义服务、不学政治作为上台的前提，敢要求国家领导人作书面保证做挡箭牌，不管陈寅恪是不是“蠢”。但细想起来，这种说法确实符合陈的一贯思路。这个“从来不对* * *制作方说假话”的人，似乎是目前唯一的答案。这封信一出，陈野就成了“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新史学的追赶对象。1958年，郭沫若在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封信中宣称，“正如我们今天要在十五年内在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一样，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历史研究上超过陈”现在回想起来，郭后来的表现成了文化的笑柄，范的历史研究也就没有了价值。只有陈寅恪至死都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时代的大动荡中，陈寅恪没有随风而落，不仅在于他强大的学术自信，更在于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追根溯源，这种思想应该是在上个世纪初形成，在1920年代宣传的。当时陈寅恪和王国维在清华* * *的事情之后成为了朋友。皇后出自沈绝世，清华学子三鞠躬身，唯有陈寅恪三访九叩为礼。当时对静安之死众说纷纭，但陈寅恪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的冤屈或满清的灭亡无关，他的死是看到了他独立自由的意志。独立和自由意志的精神必须战斗，我们必须为生死而战。”1929，也就是王国维去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立碑纪念的时候，冉写了一段流传至今的碑文:

“学者的研究和治学将建立在普遍真理的束缚上，真理将被发扬光大。没有自由的思想，而不是死亡。古今仁和圣人的本质和殉道是一样的，丈夫不敢小看。王先生以死看自己独立自由的意志，与一个人的恩怨，一个姓氏的兴衰无关。喔！树是屋中之石，悲而不忘。它展示了哲学家的奇迹，它讲述了屠杀的真相。来世不明，先生笔下有时隐晦。王先生的理论有时候可能是可以商量的。唯有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被崇拜，历久弥新，永光长存。"

事实证明，殷提出的这一思想在民国时期确实被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加以坚持。有了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蔡元培开创的北大精神才能历久弥新，在战火中不变。只有这样，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并将其纳入教科书，* * *主义才会被视为自由选择，不会成为大学里的异端。如今大学精神的整体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根源在于“独立自由”的缺失。想起80年前，陈石也曾如此信奉这个真理，称之为“只要地球存在，* * *三光和永光”，但也有黯然的时候。如果发扬光大，还需要后人的努力。

晚年的陈寅恪已经到了“一生所学皆埋没骨，晚年缺诗”的境地，依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底线永远不变。1957在给好友刘的一封信中，他说:“我弟弟最近还在写作，但他已经放弃了老招数，用新的方法和材料做游戏实验。它不同于甘家考证的旧规，也不是太史公冲虚实的新论。”在余英时的考试中，太史公是司马迁，而徐冲真人是列御寇。陈的“游戏实验”仍然坚持不使用马列主义。可以用“蠢”来形容。

1958期间，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以“尊古轻今”、“考证枯燥”为名质疑陈石。陈悲愤交加，上书校长:一、坚决停课，不要“耽误青春”；第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躲在一个地方写书。中大不敢奢望什么，还是留在了校园里。三年后，住在武汉大学的吴宓来到广州看望陈石，并愉快地与他见了面。老清华的院长在日记中写道:“尹柯哥哥的思想和观点一点也没有改变，就是仍然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话。到了我这一代，如果你是人，你绝不会从现在的习俗中改变。”

陈寅恪的特立独行，暂且不论政治是非，真正体现了文人的气节和完整人格。余英时感叹:这个陈寅恪变成了陈寅恪。

陈的遗产

陆建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详细描写了陈寅恪的悲惨晚年。根据中山大学教授梁的说法，陈是被叛军安装在床边的高音喇叭吓死的，这可能被夸大了。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如果不被赶出住了近20年的小楼，肯定还能多活几年。尹柯的死在中国大陆被沉默了。即使后来拨乱反正，陈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最多被当作一个有学问、狂妄自大的历史学家，以过去式给予一般的尊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因启蒙思想遭受挫折，逐渐功利化或犬儒化，沉寂地下20多年的陈寅恪才被重新提起，被一些知识分子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准。受大陆学术界的影响，海外学者也推波助澜，以一系列专著对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宣传。神秘的陈寅恪被揭开面纱，恢复了本来面目，让人重新审视他的价值。在中国教育陷入困境、学术精神逐渐消失、社会道德和价值观混乱的今天，再次谈论陈具有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文化灭绝的时代，开始尊重大师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在当下的文化土壤中，已经没有了屹立不倒的大师。

毫无疑问，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杰出代表，是当代学者值得敬仰的一座高峰。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博大精深在当时乃至当代都是无与伦比的。按照的说法，陈的学术权威基于四大支柱:一是精通多种古典语言；二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亲切了解；第三，他对历史相关的辅助学科有充分的了解；第四，他对中国文学的把握有着惊人的广度和高度(:陈晚年的学术精神和心境)。对此，今天的学者只能望其项背。

姜亮夫回忆起他在清华国学学院的教学经历，说:“陈寅恪先生的博大精深，使我永远不知道他的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陈老师经常用八九种语言翻译讲课，即使国学基础很好的姜亮夫也只能听懂30%；这对他的学习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多亏了黄侃老师的鼓励，他才坚持下来。事实上，即使是胡适和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陈寅恪也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解决了许多问题。这样的“学儒”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陈寅恪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术本身。就现实意义而言，他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提倡，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尽管陈寅恪的反传统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不断得到强化和加强，但他仍然“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中国的传统在近代不得不改变，但这种改变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民族文化原有的轨道。”(余英时)联系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现行体制和经济思想所体现的“中国特色”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向西方学习，如何从“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色”中寻找力量。陈寅恪以其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陈一生坚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作为历史学家，他只会用扎实的考证来梳理历史的脉络，不会像某些新史学家那样把学术作为政治工具。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说，从不执迷，从不向权力屈服。1950年代大张旗鼓批判胡适思想时，陈寅恪轻蔑地称之为“一狗叫，十狗叫”。当他偶然从助手的阅读中发现坛子《重生》时，他深受感动，称赞它:“(这本书)是唯一的赢家，因为结尾的自由活泼思想，它能以它的双重节奏运用文字，甚至如此。所以，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会有优美的文学。就拿这个例子和其他例子来说吧。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世人都不知道，简直可以用愚蠢来形容。”在80万字的《刘传》中，陈寅恪又一次赞扬了刘这位具有独立精神和高超节气的女子:“我们应该珍惜引申为赞扬民族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更何况她是格雷斯府中倚门而立的妙龄女子，深受当时学究的鄙夷和后世轻浮之人的诬告！”

如今，面对道德水准的低下、文化精神的苍白、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利益对良知的挑战，我们惊讶地发现，80年前陈倡导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已经成为一个陌生的词汇，而他在惊涛骇浪中不屈不挠的人格更显得弥足珍贵。想到清华百年，我们该用什么来纪念这位国学导师、学界精神领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空中楼阁，弘扬普世价值、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始终不可或缺。“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世人都不知道，简直可以用愚蠢来形容。”多痛苦啊！

从文化立场来看，五四时期的陈寅恪应该属于中间派，但后期倾向保守，应该与他不问政治和学术研究对象的本性有关。在文化上，这可能是一种福气；但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如果不与时俱进，必然会“落伍”。陈石晚年时，亲身感受到王国维的痛苦，正如他在《王观堂先生词序》中所说:“当一种文化的价值下降时，被这种文化改造的人就会感到痛苦，而这种文化的表现量越大，就越痛苦；极深，但几乎不是因为自杀，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心安。.....盖今日赤县神州值千年无巨劫；若被劫而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不随其而死，故官塘先生不得不死，深为后人所悼，深为后人所惜。”